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轰动一时的陕西“枪下留人”案有了最后的结果,26岁的青年董伟被指控故意杀人,经被告律师朱占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被暂缓执行死刑130天后,终于9月5日在延安被执行死刑。(编者注:案件发生于2001年5月2日零时,董伟等人在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与宋阳发生争吵并打架,用地砖打击宋的头部致使其死亡)这一消息9月6日在媒体上披露后,我随便浏览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发现绝大多数网友都对维持死刑判决的最终裁定表示不     

大学生惨死“网络陷阱”，父亲为何悲伤自责

近日，震惊全市的某大学大二学生许海被“网络杀手”勾引、绑架杀人一案，已被市检察五分院移送至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凶手夏洁华和她的5名帮凶站在了审判台上。     

由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谈刑事和解制度

2013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此次的修改是再1996年刑是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其中增加了关于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内容,这是第一次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明确的写入法律之中,我们看到了法律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不足和思考怎样完善。发生的药家鑫案,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人们在惋惜遗憾的同时,也在思考我们是否可以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本文主要是分析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是否存在上述类型的案件中适用的可能。     

浅议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把公诉案件中当事人的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特别程序设专章加以规定,并规定了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的范围。从内容可以看出,在公诉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都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立案侦查是公诉案件启动的前提,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在结束争诉、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诉权探讨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属于刑诉法规定自诉案件的一种,但同时法律也并没有完全排斥公诉权的存在,被害人在该类案件中可在公诉和自诉间选择,公诉和自诉间也存在转换的可能。     

杀人犯罪的实证分析——以上海近十年来的杀人犯罪案件为例

杀人犯罪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对社会秩序威胁最大的犯罪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对杀人犯罪的研究主要是刑法学范式的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鲜得一见。由于缺乏基础性数据,本项研究以上海官方网站公布的300多份故意杀人案的刑事判决书为文本,汲取其中能够量化的有用信息,通过后编码的方式,将其转换成定量数据,并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地描绘出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关系,案件的时空分布以及案件的性质、原因与刑事后果等等方面的基本图景,得出当前中国杀人犯罪仍然是以传统型犯罪为主,犯罪主要发生在社会底层,且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犯罪起因主要源于情感矛盾与生活琐事,激情杀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犯罪主体身份中,城里人与外来务工者所占比例大体相当。     

杀人碎尸案件的侦查方法

杀人碎尸案件是一种特殊的恶性杀人案件,犯罪人在实施了杀人行为后,将被害人的尸体进行肢解,分散抛弃或隐藏,社会影响恶劣,侦破难度极大。研究此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对于提高破案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警惕“民转刑”

1992—1993年,淄博市共受理刑事初审大要案件122件,其中因民事、经济纠纷没能及时处理,致使矛盾激化引发为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的17件,约占整个重大刑事犯罪的14％。 一、因恋爱、婚姻、性干扰等纠纷依然是民转刑案件的主要原因,占整个民转刑的41％。崔富国系淄博市临淄区一中专教师,经人介绍于1991年11月与埠村煤矿待业青年戴爱玲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相处中崔应戴的要求,用去多年积蓄,将戴的户口迁至淄川区并办理了招工手续。1992年8月戴就业于淄博瓷厂后又与他人恋爱并提出与崔断绝恋爱关系。崔为此怀恨在心,向戴要求保持恋爱关系,被拒绝,向其索要钱物又发生争执,崔恼羞成怒,掏出凶器将该女活活杀死。再如姚尊川杀人一案,被害人石××等四人系淄博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学员。     

还有多少李昌奎被翻案

一 2011年8月22日晚21时左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饱受争议的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一案再审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被告人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称，判决结果传出，网民一片欢呼：这是迟到的正义，是公平与正义的艰难回归。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问题研究

相比普通刑事法律法规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具有罪犯年龄、犯罪定性、犯罪司法执行等法律不健全的特征,在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上也存在着协同性不强的问题。近年以来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表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规制问题出发,探讨未成年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刑事司法矫正方案,尽可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体系,以期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刑事诉讼辩护质量实证

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援助或者代理（1egalrepresentation）已经成为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关国，确保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得律师辩护被认为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四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司法领域先后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的修改内容就是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本文根据西方与中国对刑事诉讼辩护的相关理论及从中国公开发表的刑事审判中搜集的数据，对三种严重刑事犯罪，故意杀人，抢劫及故意伤害案件中刑事辩护的内容及效果予以论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三类刑事犯罪中，刑事辩护并没有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明显的正面效果。相反，有刑事辩护的案件反而更易获得较重的判决结果。本文作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进一步探讨刑事辩护内容，法院对刑事辩护是否认可，及刑事辩护可能对案件结果产生的影响等相关内容。文章最后认为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法律文化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包括刑事诉讼代理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是出于将犯罪人也视为人的人道精神,而且从更重要的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从客观实际和诉讼规律的角度,在公诉审查案件的结果并不是都要提起公诉,必然有相当多的案件不符合条件而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的指导下,公诉审查案件过程中不起诉的情况将会增多,其中附条件的不起诉情况作为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现状,也会大量增加。     

警惕"反社会人格"

去年年底,人民网、人民法院网等媒体评选的"2003年全国十大刑事案件",第一大案就是连夺17条人命的黄勇杀人案。今年春节过后,比黄勇更"酷"的杀手,杀害67人、强奸23人的杨新海又站到了被告席,被法庭判处4个死刑和1个有期徒刑。毫无疑问,如果今年年底再评"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杨新海案也必在其列。黄勇与杨新海的可怕,不仅在于他们杀人的数量之多,更在于他们杀人的随意性、随机性和上瘾性。他们都没有常人可以理喻的杀人动机,并且作案手段残酷,毫无愧疚之心。在谈到杨新海案时,中国     

简易程序不适用于少年刑事案件

一、少年案件的量刑尺度的掌握未检案件的处理以从轻、从宽为主.司法实践中对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被告人首先考虑减轻.故此,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情况较为普遍,从这一点看大量案件属符合新刑诉法第174条第一项的规定.但从案件性质来看,许多案件属六类严重犯罪案件.虽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由于案件属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应当由公诉人代表国家支持公诉.二、少年案件的办案特性少年案件办案的特性要求做到案前有社会调查积累.公诉人在搜集被告人有罪证据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被告人罪轻、犯罪原因、认罪态度、一贯表现、主观恶性、家庭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运用简易程序后,检察院不派员出席法庭,无法将调查所得的情况全面向法庭阐明,显然不利于被告人.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根据论——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主线

《刑法》第17条第2款以行为手段、所侵害法益的种类、法定刑、多发性等作为划定标准,规定了较常发生的严重危及人身权利和致瘾性的犯罪,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只要实施8种罪质行为,就应追究刑事责任,不限于8个罪名。未成年人仍应以刑事责任能力作为刑事责任根据,但有其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从无到有是主观能动性逐步提高、意志自由度逐步增大的过程且存在于一个制约性与社会化的博弈阶段,这决定了未成年人辨认能力较弱或者虽然具有辨认能力但控制能力不足。我国应当维持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应当限于危及重大人身权利和健康的情形,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和特定的毒品犯罪。     

美国少年暴力犯罪趋势

1994年,美国共逮捕了270万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其中,6%是暴力犯罪.在这些暴力犯罪中,有一半是16岁以下的少年,一半是白人,l/7是女性.女少年暴力犯罪快速增长是近年来美国少年暴力犯罪的一个明显特点.统计显示,1985年,大约有9000件暴力犯罪案中涉及到未满18岁的女少年;到1994年,这个数字已超过21000件,增加了一倍多.在1985-1994年中,女性暴力犯罪案增长125%,而男性只增长67%.女少年暴力犯罪增加的主要类型是抢劫与严重伤害.少年暴力犯罪总体在1975-1988年间是相对稳定的,这一时间少年暴力犯罪(谋杀、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严重伤害)的被捕比例的变化与其人口比例的变化相同.但在     

浅论庭审中心主义语境下公诉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要求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法非证据排除制度。这一提法被学者解读为"庭审中心主义",检察机关特别是公诉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才能确保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健康发展。     

新闻眼

慎杀带来的契机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至此,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完整过程。中国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几乎和中国改革同步,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在随后几年里,经过一系列放权,死刑核准权基本下放到高级法院。2002年的陕西董伟“枪下留人”案,引起社会反思死刑的执行是否有些草率。随后几年陆续出现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余祥林“杀妻”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等等,使社会各界吁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6件信用证大案全部定性错误?

牟案处理与UCP500尖锐冲突?为牟案申诉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中仁律师事务所刘兴成律师,长期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和经济案件的诉讼,也有多年银行工作背景,对信用证规则有透彻了解。近半年来,他详细研究了包括牟案在内的3年来被定性为"信用证诈骗"的主要6宗大案,得出惊人结论--6宗案件全部定性错误,这些案件均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要么只是经济纠纷,要么涉嫌构成其他犯罪。     

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探讨

随着刑法宽严相济政策的实施,刑事和解制度就被理论、实践界所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包括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和刑事公诉案件的和解。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刑事公诉案件和解制度作出了回应,这是现代和谐社会所需,但是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相应的配套制度有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