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追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构成、功效及启示

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准，建立起一套制度法律系统，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同时引导内心的价值判断，通过实施深入人心，形成核心价值观，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有效地说明和解释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着力于维持和保障现有秩序和政权的持续发展。儒家和谐治理观制度化经验及发挥的功效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处于枢纽地位,它继承了中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对后世德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安百姓"、德治的起点在于"以修身为本"、德治的实现方式是"齐之以礼"。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由天人观、人性论和德治思想组成。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天人观和人皆可成圣贤的人性论构成德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建设作为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重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建设。     

儒家法律传统中的无讼和谐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从本质上讲就是儒家法律传统.无讼的"和谐"观是儒家法律传统的终极追求.农耕文明、家国一体和法即刑的法律观等共同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无讼和谐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无讼和谐观中有关道德教化、以人为本、犯罪预防、调解至上等思想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研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意义重大,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整个和谐问题的探讨,在实践上有助于推动国内外的和谐化进程。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观以实现内圣外王的政治抱负为旨归,并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由于缺乏民主法治这一核心的和谐要素,使得中国历史上虽有和谐之名却无和谐之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坚持民主法治建设,体现与传统和谐观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观又能从边缘角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很多的思想养料,主要有实施以民为本的仁政这一世俗诉求,发动制止暴政的革命这一正义措施,鼓励选贤任能的竞争这一活力机制。     

论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构建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进程,也是治理文化体系的"绿化"过程。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梦为时代感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化发展模式、净化政治和社会生态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社会共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机制的总称。通过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制度—非制度"因素双轴联动,凝聚社会共识,让绿色治理文化内化于公民之心,外显于公民之行,促进健康和谐社会风气的形成,实现政治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绿化",以及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共同"净化",进而为全面推进绿色治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绿色文化基础。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的现实路径探析

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其对促进政治结构和谐、带动党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上,思想教育长期占主导地位。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以作风建设常态化为契机提高政党治理水平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基于对党的作风建设历史与现实之观照,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增强问题意识、制度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常态化的思想教育、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常态化的群众监督和常态化的法治方式。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政治观

生态政治观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以及公民对生态政治问题所持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观,其主要内容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观的产生及发展受制于全球化、我国环境现状、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展

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制定科学完善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落实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实现族际和谐治理的关键.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是指在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成效和不足,以及在构建族际和谐治理模式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趋势、相关问题和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建议、制度建设等.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形态。政治文明以民为本,主权在民,国家活动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公民尊重政治秩序也有自觉性,政治基础稳定和谐。政治文明表现为政治结构法制化和程序化,能够形成发展的促进机制与纠错机制并重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新中国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建设政治文明提供了条件,也为社会和谐发展创造了制度基础。我国在建设政治文明中出现的失误也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损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建设政治文明实现社会和谐,要完善法治机制以保障社会和谐。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伦理应定位于政治公共领域,服务于政治公共领域。我国现代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应定位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论孔子的德政原则

孔子主张德政,提倡把政治道德化,政治与道德合一是孔子政治理论的特色。从根本上说,孔子德治理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秩序服务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任何社会政治行为都有益的普适性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仁爱原则、正义原则、重民原则、廉洁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具有历史的局限或封建的糟粕,但至少是可以批判地汲取其合理内核,作为历史的借鉴,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     

儒家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要义

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儒家君子观与为政之道的德行实践

传统儒家"君子"称谓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向古人指明了恰当的作为方向,也凸显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性追求.挖掘儒家"君子"之良善观念,重点在于厘清中国古典政治理念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会通,探究"君子儒"所蕴含的理想人格,分析君子养成"三达德"君子之道的行为规范,归纳儒家"修己安人""尊五美屏四恶""内圣外王"的为政之道.借由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公共责任伦理的契合,探讨儒家君子观之国家治理的德性意义.     

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

突破中国民族话语中以“民族”概念专指少数民族的思维的限制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民族”概念最早形成于欧洲,指的是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具体表现为国民的共同体,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形成后便将形成过程中经历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蕴涵于自身,使其成为蕴涵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的人口组织形式,并为欧洲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形成奠定基础。在“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拓展以后,不具国家形式的各种历史文化共同体也被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和描述,从而使民族的种类迅速增加。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又对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治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如此形态多样和影响深远的民族现象,政治学者不能漠然视之,而必须积极主动地关注和研究。由此形成的民族议题,既是政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及政治学知识体系完备和创新的重要渠道。     

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路径选择——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历史演进

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可以说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并且,这一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而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验及目标模式

中国现行政体是作为现代民主政体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完善现行人民民主政体,而非将其彻底否定,以自由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坚持、发展、完善人民民主政体的原则.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体,即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民民主政体.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自然观,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价值理念,取之有度、永续利用的生态资源保护思想等内容,它们贯穿和落实于社会制度安排和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价值,给现代人类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启示。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