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应当鼓励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王稼样在“文化大革命”中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

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群众组织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两个十分著名而典型的群众组织的分析,力图从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来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着眼点。     

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

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间．姚依林的堂妹姚锦曾与姚依林有过多次长谈。经姚依林同意．在姚依林逝世后的1998年．出版了单行本《姚依林百夕谈》。在这本书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代价的当代反思

"文化大革命"崇高的道德理想演变成空前的道德灾难,需要深刻反思以就鉴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持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并尽可能避免的方面。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十年的非常岁月.他个人在运动中几次险些被打倒,可是他仍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关键时刻,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

本文从叙述文化大革命中对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的学习、宣传和实践入手,分析了这一活动的阶段划分、上层宣传和民众诉求的异同,以及主观愿望与实践结果的巨大矛盾。本文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它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注意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由“文革”期间许世友将军的秘书、后任国防大学政委的李文卿上将撰写。该文集中地再现了许世友将军196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期间的主要经历,重点记述了动乱岁月许世友将军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致力于稳军安民护国等富于传奇色彩的动人事迹。作者凭借近距离观察的优势,饱蘸真情实感,着力描写我党我军这位著名战将忠勇双全、胆识兼备的军人风骨和性格特点。笔下皆为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取材翔实,表述朴实,可以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许世友将军。该文篇幅较长,经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将其删改成若干个故事,从本期开始连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宣传载体形式之一的“样板戏”图书出版物，是“文革”中和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并列的两大标志性出版物之一，是当时出版业界第二位的“政治任务”。“样板戏”图书指的是随“文革”“样板戏”的产生而派生出的一切相关。的出版物，如正式出版的各种“样板戏”的文学剧本（定稿本）、音乐曲谱本、移植本、剧照、画报、宣传画、电影海报、故事、连环画、名信片等等。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