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引进与改造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刑事诉讼制度,目前已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在我国个别法院也有适用的先例。但对这项司法制度,我国是否可以将其作为它山之石加以引进、推广,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所争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及其在国外的实践;其二,辩诉交易制度的作用及缺陷;其三,我国如何借鉴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引进该制度应当注意的问题。     

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所特有的,是英美等国家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重要制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适用条件,有利于讨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提出构建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思路。     

浅论辩诉交易引入我国法律的不可行性

据2002年4月29日《法制日报》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和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对一起故意伤害刑事案件采用新审理方式——辩诉交易方式进行审理。该案审结后,当事人双方表示对审理结果十分满意。该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极大关注,对该制度引入我国是利是弊展开广泛讨论。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权威人士明确表态“目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适用‘辩诉交易’”,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辩诉交易的研究兴趣却依然不减。那么,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是否可以引入辩诉交易呢,这项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究竟是利是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辩诉交易它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偶然与必然——评费希尔教授《辩诉交易的胜利》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长期受到我国法学界的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为我们重新审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契机。我国法学界尽管已经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现状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对其具体发展的历程和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乔治·费希尔教授的著作《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揭示了，辩诉交易制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彻底胜利三个发展阶段，是多方主体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激励机制”和“权力选择”共同作用，使得各方诉讼主体深入参与到辩诉交易之中，为该制度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费希尔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审慎地看待刑事协商制度，更加深入地分析诉讼制度对诉讼主体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辩诉交易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动因、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现状以及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与辩诉交易制度要求间的差距等问题的论述,阐明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应注意的问题,进而对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程序设计提出建议。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辩诉交易制度研究

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否应该引进我国法律一直是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在争论的话题。本文在考察了辩诉交易的概念之后 ,认为应从广义上理解辩诉交易。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在起诉和审判阶段没有必要规定辩诉交易制度 ,因为根据我国法律原则及相关规定 ,已贯彻了辩诉交易的精神 ,且适合我国的国情 ,没有必要再去修改已有的原则及规定。但在侦查阶段有必要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在节约侦查资源的同时缩短破案周期 ,从快打击日益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英辩诉交易与诉讼价值振荡规律

美英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的辩护制度以及沉默权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条件.系统论与拉卡托斯的哲学观点为我们全面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辩诉交易所反映的诉讼价值曲线在公正与效率形成的箱体中反复振荡.     

辩诉交易:一种政治学路径的思考

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成因和功用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探讨。视角的狭隘使得讨论结果局限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缓解案件压力、节约司法成本等对西方制度的一种"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识"。如果将制度置于更宏观的视野下思考会发现:在传统的"效率论"之外,诉讼参与者的利益需求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谋可能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主因。质言之,真正使辩诉交易制度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最大动力是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诉求。     

辩诉交易下被告人权利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辩诉交易的借鉴成为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部门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借鉴和适用辩诉交易。而辩诉交易的关键是控辩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即被告人自认其罪。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问题,本文对辩诉交易下的被告人权利问题作了探讨。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儒家"德治"思想新论

儒学传统中有丰富的"德治"思想.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没有必要讳言儒家"德治"传统,而应从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得失的把握中,认清当今的"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的本质区别,充分认识我们今天提出"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正确性,以坚定地实行"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     

封堵“高考移民”事件的行政法思考

“高考移民”现象由来已久 ,引发许多社会问题。2 0 0 3年高考前夕 ,各地纷纷出台封堵“高考移民”的政策 ,造成很大社会影响 ,社会各界人士发表的看法仅从教育政策的视角出发。应契合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出发 ,从行政法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法理思考 ,并探讨此次事件所揭示出的我国行政法治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TRIPs协议竞争规则研究

许多人认为 WTO中缺乏完整系统的竞争规则体系 ,当然 TRIPs协议也就不能例外。本文认为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客体——即智力成果所具有的特殊性 ,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最初产生的目的即是为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其制度本身即具有竞争规范的作用。因此 ,作为目前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的 TRIPs协议 ,自然也在规范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 TRIPs协议中竞争规则的主要特征 ,对 TRIPs协议中主要竞争规则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进行了评介 ,最后还就我国当前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笔者自己的建议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课题

在高校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强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教育,其基本任务是引导大学生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研究当前社会发展及其新成果的学习;其基本要求是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和理论体系的教育教学.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罚款规约嬗变及其软治理路径——以甘孜州长须贡玛乡为例

因罚款规约具有的效用、法律执行中的疏漏以及额外因素的考量,致使罚款规约在长须贡玛乡形成恣意、泛化的现状。同时,实践也证明罚款规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面对罚款规约在治理乡村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村规民约合法化,调适和配置好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平衡以实现“软治理”,需要对罚款规约进行必要、合理的矫正。     

从中外反腐的经验教训 看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纵览中外一些历史王朝的兴亡和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的成败,可以看到,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新时期,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