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李“台独”心路之比较研究

陈水扁与李登辉两人在“台独”问题上，是“殊途同归”，是一丘之貉。在分裂中国的“台独”心路上，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采用了不同的手段、方式和策略。一、扁李都是顽固的“台独”势力的总代表，并勾结“藏独”分子，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李登辉老奸巨滑，老谋深算；陈水扁狡诈多变，为选票“变脸”李登辉的“台独”思想早已有之，他善于“表演”和“伪装”，直到上台，才逐渐自暴底细。李登辉上台后，马上聘用彭明敏为其“总统府”“国策顾问”，并暗地里纵容“台独”分子，默许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在台湾…     

“现实的个体”的走向——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其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体”。人类解放是“现实的个体”与“真实的集体”，“现实的个体”与“抽象的公民”的统一。人类解放是现实个体的公私两重性消解之后，走向蕴含共和逻辑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公”的逻辑起点是“大我”，“私”的逻辑起点是“小我”，共和逻辑的起点是超越“大我”与“小我”的“我们”。     

从"被捐款"说起

《辞海》中“德”是指道德和品行。而“得”，是指取得、获得，与失相对。古语说：“德者，得也”。“德”和“得”相通，“德”和“得”合一，是中国伦理精神结构的起点；有德才有得，是中国道德精神的精髓。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其中深藏人生哲理。     

“同心”思想浅析

分析归纳中国共产党90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6个阶段，认为“同心”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新的发展。“同心”思想有其严密的逻辑关系：“同心”是前提，“思想上同心同德”是基石，“目标上同心同向”是核心，“行动上同心同行”是关键。本文还从我国当前国情、政党关系、民主监督等方面分析了“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同”与“不同”的关系，“同中求异”，发扬民主；“异中求同”，搞好团结；相辅相成，和谐共容，才能更好地践行“同心”思想。     

学习过程中的“大众”概念辨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界讨论热烈的问题，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写了一些文字。一天，在阅读有关“大众化”的资料时，脑中突然跳出一个问题：“大众”指哪些人？“大众”的含义是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大众”的含义是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实，在当前关于“大众化”的各种论述中，“大众”的含义是已经预设好了的，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有些人在讲“大众化”问题时，把别人当作“大众”，自己是不在其中的。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金融危机下非公上市企业投融资方略

对非公上市企业来讲，“故事”是投融资之源，不管是投资还是融资，都需要“故事”；“信誉”是投融资之本，资本市场信誉的含义一是企业信誉，二是个人信誉；“责任”是投融资之果，有“责任”之果，才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果。     

用执行力提升红塔“软实力”

何谓“软实力”？一般而言，“软实力”是指能够为企业提供战略支持、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体系、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硬实力”则是指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品牌。“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有效支撑，只有提升管理“软实力”，才能增强品牌“硬实力”。结合红塔集团当前的形势和工作的实际来说，要增强企业的“软实力”，最关键的是要增强执行力，建设优秀的执行力文化，这是红塔集团加快发展步伐、实现战略目标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抢占舆论制高点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封堵”、“删除”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错误行为，回避只会导致舆论反弹。因此，必须积极主动的回应网络舆论，澄清事实，把握“先人为主”的信息传播特点，“及时说”、“尽早说”；二是发挥“主场优势”，抢“旗帜”、“树权威”，     

“合理性执政”的缘起与价值论——作为依法执政补充之“合理性执政”

我们把依法执政的实现形式概括为“合法性执政”与“合理性执政”两个方面的内容，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合法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合理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必要补充与理论完善。鉴于“合法性执政”不足以全面完成依法执政这一时代课题，仅仅“依现有的法律执政”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合理执政”的提出是必要的。“依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执法”、“依党规、党纪执政”、依宪法与法律的原则精神执政等都是合理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合理执政”的现实表现与价值体现。“合理执政”是行政合理性原则在依法执政中的转化，“合理执政”体现了“差别对待”与普通民众对党的合理期待等，无疑，“合理执政”将对我国政党法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公安高校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的思考

公安高校邓小平理论“三进”就是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统一体。“进教材”是基础，“进课堂”是关键，“进学生头脑”是最终目标。“三进”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注意：１、领导重视；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３、形成一课为主，其它渗透格局。４、抓好第一课堂，活跃第二课堂等。     

关于“众手成志”的实践与思考

修志历来有“众手成志”之说。众手成志之“众手”，各有所指，各有所用，侧重不同。一是领导“推手”：重视修志工作，人力物力支持；二是供稿人“托手”：提供资料翔实，打好坚实基础；三是专家“拉手”：出谋划策，解疑释惑；四是编辑“抓手”：分工负责，各把一路；五是主编“控手”：谋篇布局，总体把握。“众手成志”，只有众手都出力，并且形成合力，发挥集体智慧，才能成就一部高质量的志书。     

“软”实力必须“硬”

文化，是“软”实力、是化人的。“人”字两画，一撇一捺，表征的是“人”之为“人”的两个支柱：物质与精神；“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洞开的是文化涅菜、文明蝶变的秘密；“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凝炼和揭示的是文化春色倍还人的规律。拥抱21世纪文化新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必须“硬”!     

共产国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注

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一直鲜为人知。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公开出版后，这个问题才得以弄清。实际上，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热情关注、真诚支持的，他们关注“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认为“湘赣的形势相当好”，讨论了“援助朱毛问题”，表彰朱毛红军是“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盛赞“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还论述了“朱毛会师”、“永新困敌”、“大柏地战斗”等重大事件。     

服务激活人才队伍

更新观念，解放人才。“党管人才”，是一种新思路。因此，更新观念是关键。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切实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坚持“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抓“第一资源”。变“官本位”为“能力本位”，按照知识、能力的大小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评价各类人才的价值和作用。变“管人”观念为“服务”观念，     

"合乎比例的不平等"与"比值相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思想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给人适如其份的所得”；主张“合乎比例的不平等”；强调国家的总原则是正义，“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发展为，正义就是“比值相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强调城邦的终极目的是“至善的生活”。’但是，无论柏拉图所说的“合乎比例”，还是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比值相等”，都是主张在“公民”范围内，奴隶则不在其列：因此，他们的公平思想，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腐败的六大传统观念

“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待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而并非是捍卫法治正义。     

对盗窃自行车、助动车犯罪及其防控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人”的理论来分析“两车”盗窃行为，可以看出，盗窃“两车”的低成本和对“两车”极大的需求是导致“两窃”泛滥的原因。提高“两窃”成本，减少“两车”需求是控制“两车”盗窃的有效对策。     

试论“以人为本”的法治保障——“法本位”是“人本位”的有效化身

人与法在“本位与工具”视角上形成了“法本位”法理命题。法律在其“工具性”上，首先是“以人为本位”，即人与法在本质层面上是“人本位一法工具”的“原生关系”；进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又在其“权威性”上，升华为“法本位”，即人与法在运作层面上是“法本位一人工具”的“转换关系”。法律的至上权威，需要权力授权渊源上的民主性强力支持。当然，在立法和本质层面上的“人本位”永不能被替代。有了“法本位”这一“人本位的有效化身”，则“以人为本”也就获得了其法治保障。     

罪犯矛盾冲突之解构——兼论福柯的罪犯美学改造思想简

罪犯矛盾冲突是监管改造基础工作之“永恒”主题，也是为“安全为天”的责任政策关注之核心与焦点。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监禁社会现象，其演变是为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之结果。借以福柯“真理游戏”之“考古”与“谱系”观，罪犯矛盾冲突之演变实乃“主体反抗权力”之具体表征。具言之，其“内因”是为罪犯主体“反区隔”之表征；而其“外因”是为罪犯主体“反规训”之表征。究其消解方略，针对“内因”就在于“人格”论述之“向善”之建构代之以“向恶”之建构；而针对“外因”就在于规训权力运作“异化”之消除及“囚”属性场域之互为制衡。然此乃为权宜之计，惟有引导其“苦行…关怀自身”，才能体悟“生存美学”；惟有真正使其“自身”建构为伦理施为者，才能在对规训权力之“审美超越”之反抗中实现反抗之“审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