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

按照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受害人主张返还利益时应当就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然而,现实中不当得利的情形错综复杂,简单地适用划一标准分配证明责任可能会导致严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通过比较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我们认为应当区分不当得利的不同情形,针对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及其各自特殊情形,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完善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中经常引发争议。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无论在给付不当得利还是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由原告/受损人固定地对“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在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主张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即作出给付行为的具体原因以及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的事由。这些待证事实内容明确、特定，不存在无法证明的困境。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的内容一致，通过证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原告对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基础事实的证明也就同时完成。由被告/ 受益人证明其受益有法律根据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使提供证据责任转移至被告。     

试论给付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是民法中最为抽象的制度之一,其抽象性之所在即为对受益有无法律上原因的探求.不当得利制度的设立有效调整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平衡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一步降低交易安全,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当前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规定仅有一个法条和一个解释,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性不强,以至理论和实务界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持不同观点.     

不当得利类型论与不当得利法的发展——建构一个可操作的规范模式(上)

历经二千余年的演变,不当得利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由罗马法上的个别诉权,经过长期的演变,直至近代,始发展成为一般的规定。本文旨在从不当得利类型论、区别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阐释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提供一种不当得利发展的思考方法。     

论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害.不当得利请求权是民法上一项重要的权利.在公法关系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受到利益的也可以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在行政法的实践中,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也日浙受到重视.本文将结合我国行政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台湾上的研究成果,对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进行分析.     

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

对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问题,无论是消极事实不易举证、与消极确认之诉存在冲突的主张,还是受损人举证困难、受益人更易举证的观点,均存在认识偏差,不构成要求受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相反,无论从法律逻辑的向度还是生活经验的向度来看,均应要求受损人承担证明责任.对于部分不当得利类型中“没有合法根据”所依据的具体事实不易确定的问题,可通过受益人“具体化说明义务”予以缓和.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用户的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满足免责条件而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其占有的经济利益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负有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损害的事实。不当得利为债产生的法律事实,构成民法上的基本制度。不当得利的法理并非仅为民法独占,它同样也可用于解决公法上的问题。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与私法上的不当得利不同,主要表现在主体要件上。公法上不当得利的主要情形集中在税法、行政法和刑法领域。     

不当得利的法理分析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功能都是其法律价值的外化。不当得利旨在调整无法律上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与合同、侵权鼎足而立，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它的构成要件、效力等法律制度受功能的支配，反映了衡平思想的价值观。这种法理分析的视角有助于在法律实践中对不当得利灵活运用。     

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研究

源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在行政法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然而我国行政法对此却缺少关注,尤其是行政法上因不当得利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行政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特殊性,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适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原则并援用民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审视不当得利纠纷的“基础面”与“关键点”——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论及不当得利纠纷,举证责任问题往往相伴相随。无论是抽象的理论证成,抑或具象的实证分析,都有着将上述问题类型化、标准化的倾向,这样的思维进路固然值得期许,但同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此外,如果将研究视野仅仅拘囿于举证责任一隅,却只是寻得了问题的"点",由此得出的解决方法可能失之偏狭。在不当得利纠纷与合同纠纷交织、混杂的现实语境下,应引入请求权基础检查层次论,并以此为"面",预先检视合同行为,进而佐证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通过审理方法的系统化及对举证规则的正确认知,可以有效避免因当事人诉讼技巧或法官思维惯性引致审判思路出现偏差。     

不当得利与侵占罪之界分

文章分析了遗失物与遗忘物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指出拒不交出他人遗忘物的应当以侵占罪论处;拾得他人遗失物拒不返还的应是不当得利行为。侵占罪属于一种恶意的不当得利,要求占有人返还原物,而不当得利则不受此限。应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上正确认定此类案件。     

浅论无权处分行为与不当得利制度问题

作为“法学上的精灵”的无权处分行为,自从《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学者们争议。无权处分行为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有偿的无权处分行为、无偿的无权处分行为和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行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无权处分和不当得利制度两者关系,可以为有效的保护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供重要依据。     

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说起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确定是实现不当得利制度之机能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对不当得利制度机能的机械理解，没有从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角度出发来细致的考察受益人不同主观状态下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甚至有忽略民法中自己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之嫌。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进行再追踪，以求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完善我国不当得利之立法有所裨益。     

论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发生地法主义”

单纯的不当得利发生地法主义,即以不当得利发生地为唯一空间连结因素的双边冲突规范,就立法沿革而言,只是个过时的立法主流;就立法模式而言,此项立法主义属传统冲突规范范畴,故带有传统规范自身无法克服的僵硬封闭之缺陷,需要借助共同属人法、法院地法、原因关系准据法来软化;而就其内涵而言,“不当得利发生地”这样的表达不够准确,其指向的连结点可以是损害发生地、利益获得地和原因事实发生地,而原因事实发生地最为合理。不当得利冲突规则至今在我国尚属立法空白,因此厘清不当得利发生地之内涵,并软化该连结点后,此项主义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保障被害人起诉权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全面和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自诉程序中,应加强对被害人举证不足案件的国家干预,放宽自诉案件的立案证明要求,证据的"足够"和"充分"程度应是被害人实现胜诉权的要求,不应成为实现起诉权的要求.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完善向被害人及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保障被害人行使起诉权.被害单位在公诉程序中若不能依法实现控告权,也应允许同被害人一样转向自诉程序.     

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事举证责任理论研究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对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多种学说。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对特别案件实行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补充原则以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原则。我国对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尚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