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弱势群体住房权的法律保障

人人享有住房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国家人权保障义务的重要内容,尽管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和资源总量的不同对于公民住房权的保障程度和方式呈现差异,但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积极的住房给付义务却是国家应当承担的住房保障的最低核心义务标准之一。我国应抓紧制定并出台《住房保障法》,对弱势群体住房权保障的责任主体、资金来源、保障方式以及分配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住房权。     

住房权救济探析

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     

论中国社会权司法保障的路径及其限度

确定社会权的司法保障路径及其限度必须以社会权的基本效力为基础。在中国，通过司法保障社会权应当坚持以法律诉讼为原则，宪法诉讼为例外。同时，就保障程度而言，其只有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义务层面才具有完全的可诉性，而在国家给付义务层面其仅仅具有“最低限度”的可诉性。     

论作为变色龙的生育的法律性质

生殖权首先以消极的方式出现在男性身上，19世纪的妇女运动导致了女性生殖权的出现，这两方面的生殖权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合流，形成不分性别的生殖权概念。在这一概念下，男女在流产问题上仍面临不同的对待。生殖的性质随着特定国家的人口形势而变，在有的国家是义务，此等义务的轻重在各国又各不相同；而在有的国家是权利。尽管如此，国家仍把剥夺生殖权作为打击罪犯和进行社会防卫的手段。     

住房权视野下对强制拆迁的法学思考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民住房水平提高是必然之势，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窘态和政府住房保障功能的退化，使得拆迁如履薄冰。本文把拆迁纳入到形而上即住房权保护层面探讨，无疑是对民生权利的一次廓清，亦是对房地产业过度商业化状态的一种纠偏。     

中国社会权可诉性的行政法之路

尽管社会权是否具有可诉性依然存在争议，但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大刀阔斧地开拓各种路径对社会权进行保护。我国学界对社会权的研究绝大部分停留在对社会权是否可诉的宏观层面，而社会权可诉性技术性问题远没有提上议程。在中国，宪法实施面临重重困境，而短期内建立类似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不现实，所以转化视角寻求社会权可诉性的其他路径是中国语境下的理智选择。中国社会权可诉性的行政法路径，是通过行政法实施宪法，通过行政诉讼推动宪法诉讼，发挥行政法当前保护社会权的重要作用，最终推动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试论罢工权入宪的必要性

公民罢工权属于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规定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罢工权入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衡劳资双方权利的要求。罢工权入宪也有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处理矛盾，有利于我国宪法与国际接轨。     

论对社会权的宪法保护

社会权在传统宪法学上与经济权利在权利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而学界一般在定义社会权的概念时,通常是以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为前提,将社会权限制在社会保障权的范围.社会权不仅应当以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保障为基础,也需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全社会承担相应的保障义务为前提.为此,根据个人实现社会化的需要,社会权应当包括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公民资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权利.     

论我国公民的物质帮助权

物质帮助权以道德权利、宪法权利和实定法权利三种形式存在着,不同层面上的权利性质不同,义务主体也有差异。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但宪法权利的实现以具体法律的规定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为条件。我国目前已有具体法律规定的物质帮助权,实现形式有扶贫、最低生活保障、法律援助、特殊对象救助和灾害救助。针对我国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公民最低生活标准权”、完善行政救助立法、加强对农民物质帮助权的保护。     

论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

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就是指残疾人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包括传统的文字提示(如字幕)、盲文、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无障碍权,电子和信息技术无障碍权,网络无障碍权等内容,对于残疾人享有其他人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属于国际公约确认的人权,属于人权中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应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义务。我国应通过立法、行政执法、司法三方面加强对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国家保护,同时社会组织和企业也应当承担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     

我国住房保障行政法治的发展

＂住有所居＂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民保障其生存并维持其尊严的最低限度生活之权利。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多元化住房保障制度,形成了覆盖不同层次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体系,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对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以促进我国住房保障行政的法治化发展。     

医疗合同附随义务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医疗纠纷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加剧、纠纷增多,不仅有损患者利益,同时也威胁着医生的正常执业活动及医疗机构的正常运作.究其原因,与当今的法律、法规对于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和全面,导致人们认识上、行为上的混乱不无关系.医疗合同附随义务的存在及其价值判断,对引起立法者、司法实务人员、医...     

试述我国《海商法》托运人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我国《海商法》在经过十年的实践后,人们发现其中有关托运人的规定存在较多问题:托运人的定义不明确,两种托运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含混,这会导致实践中在托运人的识别和两种托运人权利、义务的划分上存有较多歧义。上述问题也正是《海商法》修改大讨论中的热点。     

推定征税的权义结构分析

推定征税是指税务机关因无法依据法定的账簿、凭证等直接资料和方法计算税基，而使用各种间接资料以合理方式予以确定。推定征税具有保障财政收入、维护税收公平的功能，但是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而侵害纳税人权益。推定课税的权义结构分析，一方面是厘清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各自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纳税人协助义务、税务机关推定征税权和纳税人异议权的相互制约和激励，以达成推定征税的正当与合理适用。     

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是法律的基础和核心。在现代国家里，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纳税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纳税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税收的支出中。从应然的权利义务统一和实然的社会发展来看，纳税人在税收支出中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我国当前税收支出中，在立法上、实践中、观念上存在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应从立法完善、行政改善、司法保护、意识提高和中间建设五个方面全面加强我国税收支出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监狱法》修改应注重解决的若干问题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狱法》的7个条款进行了修改,以保持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一致性。因应性修改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监狱法》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是行政法,《监狱法》修改应回应18年来累积的制度要求,合理配置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权利设计救济途径是当务之急。当前已具备《监狱法》修改的政治法律条件。     

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保障的变动趋势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保障存在典型的差序格局,随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这一差序格局具有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其趋势变动之中。本文从公民权利需求、公民维权意识、公民主体结构、政府保障行为四个方面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保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实现往往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它更多对应的是政府的即时性义务和法定义务(责任),而非渐进性义务和道德义务(道义上的体恤),努力实现公民保障结构的动态平衡。     

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执行救助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尚未实现,且其生活又特别困难时,由法院提供一定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它受到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热切关注。但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尚未形成。目前的执行救助主要是各地各级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的产物,可谓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为了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生存权,实现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亟需构建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国家制度。近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为该项制度的构建,廓清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点上,分析目前执行救助存在的问题,归纳共通的救助范围、对象、程序和具体措施,乃是构建我国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理想途径。     

论我国住房保障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房改已历经近30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其必要性而言，住房保障是由本身的属性决定的；住宅权是人类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住房保障立法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同时也是我国房改以来政策法律化的必然要求。就其可行性而言，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政策支持和现实基础。     

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人权

人权概念是一种权利概念。法律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是权利的两种基本形式。人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性权利。权利具有相对于功利而言的优先性。否定性权利是保护自由的权利,肯定性权利是保障生存的权利。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关于个人权利范围和界限的合理解释。判断人权实现与否及其程度高低的依据,是看国家是否公平地分配了公民自由和政府权力,妥善处理了这两者关系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