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大法宝”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时代"三大法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建设"上建立和健全了"执政体系"、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建立和健全了"安全体系"、在"统一战线建设"上建立和健全了"合力体系",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开创新局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统战学、军事学、党建学学科建设之比较——基于“三大法宝”学科设置的分析

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为党的三大法宝,其他两大法宝已有军事、党建学科支撑,唯独统一战线尚未设立专门的学科,这与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在对统战、军事和党建学科建设情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揭示了统战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差距,提出了推进统战学学科的设置与建设的建议。     

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的超越之维——基于“天道”的视角

摘要：“天”是中国古代诸多价值之源头,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在古代社会,礼敬上天是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这使得中国人“天”的观念中充满了政治隐喻。人间的政治统治要获得正当性,必须系之于“天”。于是,中国古代的君王日常生活象天而作,顺时而行,具体施政也要与“天”对应,承天行政。这种仪式化的表演使帝王政治兴亡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客观上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自然化与绝对化,从而培育民众对于其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信念。     

从边缘到中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里,发生在体制边缘部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边缘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然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改革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改革从边缘部门转移到中心部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转变探析

1961年前城镇知识青年主要以＂下乡＂为主,尽管＂下乡＂的宣传组织力度非常大,但下乡人数有限,而且每次＂下乡＂热潮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多会停止,并出现下乡知青返城的情况。真正推动＂下乡上山＂运动的是青年农民的移民和复员军人的开发边疆。1961年后,知识青年的安置转向以＂上山＂为主,并被纳入国家计划。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上山下乡＂的说法被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权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文章就法治中国的目标以及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诠释。     

从“体制外合作”到“体制内合作”——毛泽东、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毛泽东、邓小平对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侧重以统一战线形式实现多党合作,形成了“体制外合作”为本质特征的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多党合作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政治制度层面架构多党合作,形成了“体制内合作”为本质特征的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本文从“体制外合作”和“体制内合作”的内涵、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对毛泽东、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     

数字检察之“数字”突围——从“数字”壁垒到“数字”边界

数据是数字检察的基础,有效的获取数据是数字检察工作的核心问题。数据流通现处于数字技术限制、观念制约、制度限制等壁垒的重围之中。突出重围,关键在于确定数字检察的“数字”场域,明确数字检察的“数字”边界,实现场域内的数据依法依规、制度化的获取,从而破解外部数据共享难题。检察权的边界即是数字检察的数据边界,检察机关获取数据应以检察权行使的边界为限。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由此,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未完成。     

从“虚静”到“妙悟”——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接受思想和接受经验。老子的“虚静”观、朱熹的“涵泳”说、孟子的“以意逆志”、严羽的“妙悟”说等,它们科学地揭示了文学欣赏的一系列美学规律,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思想的大致轮廓。     

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探析

古代中国司法官在很多案件判决中经常不直接援引法律条文,而是以＂引经据典＂书写判词后作出判决。这彰显出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的诸多特殊功用。具体言之,＂引经据典＂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化司法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司法权力正当化策略,更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而这一切特殊功用的形成要归结于古代中国儒士共同体、行政官与司法官的三位一体制度。     

论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之融合——从“我的梦”到“中国梦”

理想是通往成功的桥梁,是催人奋进的号角,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融合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助推器。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本文通过阐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内涵及特征,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提出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融合的途径,用成千上万的我的梦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将近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改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改变引人注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中“不断探索”这一特征慎重而恰当的表述 ,而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已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继往开来、全面推进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新表述无疑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历程的高屋建瓴的全新概括     

从“乡土性”到“结构混乱”——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于是“乡土性”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今天,距费老著《乡土中国》的时代已有六十余年,《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是否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乡村社会？一些以乡村秩序为主题的研究认为,即使在变化了历史条件下,《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性”仍然清晰可辨;“乡土性”不仅可以作为韦伯意义上所使用的理想型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乡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背景。∞然而,董磊明教授的近著《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中国开创“新经济”——从缩小“数字鸿沟”到收获“数字红利”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以互联网蓬勃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要新动力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积极地开创"新经济",战略性地把"数字革命"转化为"数字机遇",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我国城乡之间的两大"数字鸿沟",并不断收获"数字红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是中国能够缩小"数字鸿沟"、收获"数字红利"的原因所在。中国拥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空间和前景,但需要克服三大挑战。中国继续开创新经济,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战略优势、规模优势,积极构筑全球新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竞争优势,主动抢占"数字革命"制高点,积极引领全球"数字革命";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之手,创新和放大"数字红利",推进"新经济"规范、持续地快速发展,发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进一步缩小内部"数字鸿沟",为互联网弱势群体创造"数字红利"。     

科学发展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特征范式”到“本质范式”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特征范式”向“本质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范式转换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作为“保护带”保护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范式”的理论硬核——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一范式转换和保护带的调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指导中国的建设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开明专制”到“民主共和”——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之比较

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缺乏对国家观念探讨,家国观念造成近代国家意识比较淡薄。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近代国家观念才在中国得到逐步传播。梁启超、孙中山是对该理论关注比较多并且宣传较广的人物。对二人的国家观进行重新的梳理与比较,对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从“两规”到“留置”——宪法视域中的国家监察法留置制度探析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留置产生之动因源于消弭两规合宪合法性质疑。留置之定性应属独立监察措施,定位则应为处置前的调查。宪法是监察留置立法的基石,留置制度取代两规具有合宪性进步,它严格限定了留置主体,全面覆盖了监察对象,审批程序比较科学完备。尽管如此,留置场所仍有待具体规定,留置期限可再细化,对留置的监督需要继续加强,留置立法仍具提升空间。     

从“强制治理”到“合作治理”——区域警务合作治理理念转型探析

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开展主要是依靠上级政府强制展开的。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完成特定的警务任务有着显著的效果,却也存在着非制度化、形式化、短期化和唯上级化等弱点。合作治理是一种以合作博弈为理论基础,寻求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建立合理规则为主要合作机制的治理理念,具有更高的社会治理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警务合作的治理效果,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