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基本模式、现实局限和有益经验

<正>国外政党主要通过党内"主导型"、党际"对立型"、司法"边界型"和社会"参与型"四重模式展开廉政问责,问责有其自身特性,包括强调问责主体的独立性、问责对象的精英化、问责过程的程序性和问责结果的精确性等。科学吸收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模式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1)完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     

追究安全生产事故

对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问责,将推动我国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落实这几年,人们目睹了太多的特大矿难、爆炸、污染事故。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一个数字：去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的4个月内,全国又发生了73起水环境污染事故。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6月18日,美国的美世咨询公司公布了"2007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指数"榜单。莫斯科以134.4的生活成本指数连续第二年当选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排在第二位     

领导干部问责需强化监督

新一届云南省人民政府诞生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颁布《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把"有令不行、独断专行、滥用职权、办事拖拉、铺张浪费"等十种情形纳入问责范围,问责对象包括省州市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正副职。     

“一案双查”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一案双查"是问责的实施机制,其工作效率与质量直接影响问责工作的准确性、科学性与权威性,也倒逼"一岗双责"和"两个责任"的具体落实。各地对"一案双查"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但在实践中也面临适用情形不一、责任界定困难、救济措施缺失、实施动力不足等问题,影响了问责的严肃性。应尽快出台操作性较强的规范性文件,对"一案双查"制度的主体、客体和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实施《问责条例》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基本模式、现实局限和有益经验

国外政党主要通过党内"主导型"、党际"对立型"、司法"边界型"和社会"参与型"四重模式展开廉政问责,问责有其自身特性,包括强调问责主体的独立性、问责对象的精英化、问责过程的程序性和问责结果的精确性等。尽管国外政党的廉政问责模式有局限性,但其中一些先进做法不乏借鉴意义,当下中国共产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的深化发展,就必须把完善双重领导机制、规范操作机制、全面嵌入机制和多元协同机制摆在重要位置,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责绩效的进一步提升。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问题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美国廉政建设概况及其借鉴

在去年赴美进行的"城市法治与监督"主题培训期间,我们先后听取了美方专家学者的讲座,考察了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纽约州州务厅政府公开委员会、纽约州公务员管理局/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美国行政部门道德事务办公室、美国政府问责总署等15个单位.     

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

从问责主体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包括同体行政问责和异体行政问责。相对于同体行政问责而言,异体行政问责的实践与制度建构都相对不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实际成效。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异体行政问责制"完善与实施,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差距（1）

美国有个问责办,专和政府对着干2010年4月14日,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就中国对稀土材料供应的控制提出警告.美国媒体对中国控制稀土出口的指责已持续一段时间,这次问责局出面,显然是美国提高了指责中国的力度.这事一般是美国国务院或商务部的职权范围,问责局为何插手？这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自中央部门于2011年首次公布"三公经费"后,2012年7月,中央部门再次向社会公开了上一年度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虽然连续两年公开"三公经费",但在"三公经费"的概念、标准、公布的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同时缺乏一定的互动平台,地方政府也消极应对。要推进并完善我国的"三公经费"应采取的对策包括:促进转变政府观念、制定统一明确的公开标准、加强预算管理、健全问责法规体系以及进一步推动地方各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行政无为问责:一种亟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

在整治"行政不当行为"的同时,需要对"行政不作为"或说"行政无为"有清醒识别,实施行政无为问责应是一条重要途径。行政无为比行政作为更难以界定,行政无为的责任亦难权衡,但如果没有行政无为问责,就可能无法很好推进行政问责制度。行政无为问责可以理解为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构及公职人员应当作为却无所作为而产生不良后果,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做法。明晰行政无为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与具体责任,有助于行政无为问责制度化,真正发挥其监督功能。     

论"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规范,引导"网络公民问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完善党政干部司法问责的三个关键问题

与公民问责、媒体问责、行政问责相比,司法问责具有问责规范化、问责严厉性与问责的影响扩散性等三大优点;因此,尽快完善对党政干部的司法问责乃是完善党政干部问责制的重要环节。但就司法问责现状来看,尚存在对党政干部的司法问责启动难、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以及办法陈旧、问责效果低下等三个根本缺憾;为此,消除上述三个缺憾,自然成为完善针对党政干部之司法问责的三个核心问题。     

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嬗变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建构和强化环境问责制度以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解决环境污染痼疾的重要举措。环境问责政策文本是观察政府环境问责运作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前学界鲜见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中国环境问责制度演变脉络的成果。对环境问责政策的文本分析,可以在"行政问责—法律问责—社会问责"的三维分类框架下,结合问责对象、问责原则、问责情形、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的问责要素视角,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0软件进行。分析表明,2000—2017年期间,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由偏态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由突发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但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短期应急效应;从软性问责向刚性问责转变,但仍然存在环境机会主义的可能空间。     

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责任与问责:填补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中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责任政府理论都十分重视责任及问责要素在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建构权力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考虑权力和责任两大要素,且最优的选择是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制定实施《问责条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填补了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会显著提高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克服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利器";是消解"官本位"文化的良药。《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即:从最核心的公权力机构即执政党开始问责,会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问责制度理念先进、原则科学;内容既短小精炼又不失制度元素的完备性。《问责条例》的主要短板是执行环节,应当充分吸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责落空的教训,尽快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