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漏数罪的并罚方法之我见

本文针对司法实务中实行数罪罚的刑事罪案,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数罪如何并罚的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实质是指“不可数罪并罚的事后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可以导致不可罚的缘由作出相应的分类,也可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本身的数量作出相应的分类。虽名为“不可罚”,但“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非绝对的“不可罚”。为尊重案件事实真相和体现个案正义,“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至少应作为从重量刑情节对待。     

我国数罪并罚“混合原则”本质属性之辨正——兼论并科原则之提倡

我国数罪并罚的混合原则存在以下基础性偏误:在词义上违背了原则基本语义,在形式上背离形式逻辑基本定律,在内容上缺乏正当性基础。这些偏误致使我国数罪并罚制度在理论逻辑上难以自洽、在司法实践中较难实现罪刑均衡目的。上述偏误之所以产生,源于人们对混合原则本质属性认识错误。澄清上述偏误后,我们发现:混合原则的本质属性并非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而是数罪并罚的方法(组合)。另外,并科原则因其科学合理性应被确立为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用以指引司法实践。     

“家务”辨——兼论“80后”中的“零家务”现象

"零家务"是好是坏,其焦点在于对家务的不同理解上。家务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生存发展必然涉及、必须做好的事务集合,是对家人及其生活、发展,以亲情乃至深情抚摸的一种方式、载体和过程。"零家务"现象,是一些"80后"成长过程的产物,也包含着其对生活方式个性化、多元性的自觉追求和探索。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80后”

“80后”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人们对于“80后”给予了极大关注，而目前对于“80后”的研究更多侧重于“80后”本身。文章试图引入唯物史观，将“80后”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更多地去找寻“80后”所引起“80后”现象的社会原因。     

论“后改革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中心位置,核心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和谐最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概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并结合“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核心任务,提出应健全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组织架构,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合作互补,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的协同“双强”模式。     

“90后”大学生思想特点与教育方法创新

目前,“90后”大学生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大学生的主体,据统计,2009年入学的新生中80％左右是“90后”大学生。“90后”大学生有着不同于“70后”、“80后”大学生的鲜明特色,他们近年来备受媒体及公众的关注。其实,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每个时代的鲜明特征,“90后”大学生在成长环境、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有很多新的特性,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充分了解和研究“90后”大学生的新特性,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新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恰当的引导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80后”

"80后"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人们对于"80后"给予了极大关注,而目前对于"80后"的研究更多侧重于"80后"本身。文章试图引入唯物史观,将"80后"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更多地去找寻"80后"所引起"80后"现象的社会原因。     

“80后”辅导员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80后"辅导员和"90后"大学生已经成为主体。"80后"辅导员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求"80后"辅导员增强责任心,努力提高自身工作水平,还需要国家和学校在体制上加强"80后"辅导员队伍的建设。     

解读“90后”网民“火星文”现象

互联网的诞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空间。时下，在一些以青少年为主的网络论坛和贴吧里流行的“火星文”，就是青少年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最好体现。“火星文”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现象。由于青少年尚处于社会化过程中，尚未完成对社会规范的习得，所以，社会各界要正确引导青少年的网络行为。     

罪责刑相适应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将刑法第5条的规定视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这种理论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与误区。首先,在提出的背景上,其曲解了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的内在关系;其次,罪—责—刑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再次,其对罪刑相关因素的内涵界定存在着自相矛盾;最后,其加剧了刑法功能的冲突升级,并最终肢解了刑法功能。从维护我国刑法学体系协调的立场出发,应当终结罪责刑相适应理论,重新回到罪刑均衡的时代。     

论刑罚的有限性

刑罚具有有限性:从低限道德标准和正义目标的视域来看,刑罚的运行是有限制的;从犯罪原因和罪刑关系的角度来看,刑罚的功能或者作用也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刑罚受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制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新出路

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非刑罚处罚措施具备了防治犯罪应有的功能，体现了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价值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满足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需求。我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具体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方式规定不足，司法工作中存在轻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倾向，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在对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美制度，在完善我国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同时，增加其种类，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更好地惩治与预防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罪刑法定主义的困惑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议由来已久，罪刑法定主义包含着理性层面和现实层面，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统一。在理性层面，应该承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非矛盾性；在现实层面，必须透视其形而下的司法化问题，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入手，使罪刑法定主义定位于恰当的地位并使之发挥真正应有的价值。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     

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方法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类型越来越复杂,手段越来越专业,规模越来越庞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现行刑法在经济犯罪刑罚刑种的设置上存在很大不足,不适应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在刑事实体法上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惩戒,完善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     

论处罚条件理论及其形态消释

构建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其核心宗旨就是为使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在三级犯罪体系之外作为权衡刑罚必要性的因素留下余地.然而,这一犯罪构成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的设置是否如其所盼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并非不无疑问.基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可罚性条件内容的事实特征可以置于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之中,其所需体现的有关机能也可经由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得以实现,这也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于“以构成要件行为为基本线索、以具备主观责任为必要”的基本理念的坚持.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