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沿革与实现途径——谨以此文纪念《法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司法公信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被最终确立,体现为广大民众拥有对司法的＂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来实现,实现这＂三种信任＂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主要是对审判、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司法行为的规范。     

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修正——以利益衡量为切入点

尽管我们常常是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讨论利益衡量问题,但在其背后包含着对以追求安定性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颠覆。由于隐含着任意司法的危险,利益衡量一直未能获得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谅解。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司法意识形态所恪守的价值立场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重挑战,利益衡量在司法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为应对"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以利益为核心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传统司法意识形态予以修正,在开放的体系中通过利益间的衡量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协调与平衡,是转型期中国司法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吴建国 汪进元：司法制度当融入民主参与理念

在传统的司法模式中，司法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权力，以法律规则的守护者和公益代表自居。当多元社会出现后，面对公众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多元化时代要求司法摆脱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承认行为模式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寻求一种能够整合多元价值和协调多方利益的司法体制，以促进不同利益主体问的相互理解，从而实现合作与共赢，这是当今时代对我国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我国司法权实现的若干社会制约因素

司法权的充分实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现实中长期存在着干扰、制约司法权实现的种种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和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结构;二是司法体制存在缺陷;三是政党、权力机关和媒体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四是经济利益扭曲司法行为;五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独立的影响力。这些不是全部因素,但确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社会管理视野下的司法政策

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是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中,法律是加强社会管理、协调利益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司法政策是国家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司法机关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的工作方针、工作策略、工作重点、工作原则及一个时期司法工作的方向。司法机关要善于运用司法政策积极回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     

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

今年6月30日，全国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58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17个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和59个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全部与铁路运输系统脱鈎，移交给地方属地管理，铁路司法系统整体地纳入了国家司法管理体系。造标志着我国铁路司法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是近五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就。     

论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是古代司法模式的更高层次的回归,目前在数十个国家都有立法或实践,并巳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恢复性司法蕴含着被害人、被告人、社区利益平衡理念与恢复关系的司法理念.并且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形成对传统司法之有益补充.由于其有利于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有引进的必要.并且我国也具备借鉴恢复性司法之观念和相关制度基础,因而有引进的可行性.     

利益平衡论与司法的艺术--立足于中国法治文化本土化的思考

司法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司法权能否正当行使,意义重大,司法的理想目标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司法所解决的不过是一种平衡术,要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与扩展的司法需求和多元的司法评价尺度之间选择有效途径,平衡三者的关系.     

检察机关同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和工作联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及其行为中隐藏、蔓延的犯罪现象。不仅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还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并且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大公害。     

加强制度创新促进公正廉洁司法

公正廉洁司法是宪法和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一项基本要求,所有司法干警都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规范自身行为,公公正正执法,廉廉洁洁办事,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社会公平的保卫者。但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违反公正廉洁司法原则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声誉。本文在此试就司法的公正廉洁作简要的论述。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权力平衡视野下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完善———基于文本与实践的解读简

法律文本中,宪法规定了检察权的性质,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民事检察权作出完整的规定,仅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距离民事检察权的理想状态存在很大差距.本文认为,民事司法实践中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应借助民事检察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恢复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未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专章规定民事检察权.只有系统地建立相关的民事检察制度,才能保证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诉讼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在其利益受到不利影响时,寻求司法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理论不仅应在防止原告滥用诉权、避免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方面发挥消极作用;更应当在权利生成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诉的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诉的利益的范围直接影响法院的主管范围、原告资格以及诉讼类型等诸多问题。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Trans-Regional Courts in China: A Study of Establishment Models and Jurisdictional Rules

The trans-administrative regional (trans-regional) court was created as part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s in 2014. Thus far, only two trans-regional cour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namely the Shanghai No. 3 and Beijing No. 4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slow pace is that the trans-regional court has transcended the current structural framework under the Organic Law of the People’s Courts in that (1) it is neither a specialized court that hears certain types of cases, (2) nor a local court established completely in keeping with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refore, the legal nature and status can only be clarified and justified when there is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is new court system in the Organic Law of the People’s Courts. Several models, namely the independent set-up model, full reshuffling model and limited transformation model, have been propos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regional courts. The most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among these models is the limited transformation model, aiming to reconstruct the existing railway transportation courts. The trans-regional courts may have exclusive, alienage, or supplemental jurisdiction. Each form addresses particular types of special and major trans-regional cases, and other ca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olidation.     

Campaigning to eradicate court delay: power shifts and new governance in criminal justice in Argentina

Sinc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court delay has been a powerful signifier of the problem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in Argentina. This has been the case particularly in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where court delay was constantly project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narrative as evidence of injustice and/or inefficiency in the system. It has been the focus of sustained political attacks upon judges, defence lawyers and public prosecutors by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arliaments of Argentina. These narratives of court delay have enabled a number of reform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ich have reshaped organisational practices to the extent of constituting a new and different strategy of producing justice.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describes and makes sense of thos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and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behind them by analysing the governmental narrative and the judicial and organisational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