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以及在它之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虽然尚未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是都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阐述。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马克思总结了当时最典型的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在1850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明确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概念。并且阐明,“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     

昭通“四重贫困”交织的难题

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昭通市作为全国18个集中贫困片区之一,11个县区中有10个是国家重点扶持县。“八七”扶贫攻坚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因生态贫困、财政贫困、文化贫困、生活贫困“四重贫困”交织,产生了一系列互相掣肘的矛盾。     

到贫困地区去——何鲁丽川黔行

“到贫困地区去”,这是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选择首次调研之地时的“特殊要求”。自5月6日起,何鲁丽率队在四川、贵州这两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大省,对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计划生育工作、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及两个省的民革工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研。 不能让贫困进入21世纪 我国目前尚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本世纪剩下的不足三年的时间里,要使这些人脱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黑龙江:企业解困——变“输血”为“造血”

春节前夕,黑龙江辽阔的黑土地呈现一片生机。一大批企业的特困职工下岗后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并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这是黑龙江省改变过去扶助企业一味“输血”的局面,逐步探索开辟新的再就业门路,向自我“造血”方向转变的结果。黑龙江省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经济     

选定思路 找准门路 才有出路

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前脑会议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这是人类首次将消除贫困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任务。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这里表达了消除本国贫困的坚定决心，并就本世界未消除绝对贫困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庄严承诺。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贫     

特困群众看病“谁”买单

目前,“我国贫困居民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启动。其中,“农村医疗救助”率先出笼,政府将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基本成型,政府酝酿从城市中最困难的人员探索医疗救助。     

欧洲人想什么?

首先，失业问题已成为多数欧洲人的一大心病。调查者在“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这一问题之后列出了15项备选答案，受试者都把失业列在前三位。略有不同的是，德国、比利时和英国人最痛心疾首的是犯罪问题，法国人最悚艾滋病，意大利入为反腐大声疾呼，斯堪的纳维亚人总想着污染，荷兰人最怕原教旨主义、而对东欧人来说，犯罪绝对是最紧要的社会病，其次才是通货膨胀和贫困问题。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失业现象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而在世界其它地区，人们多会选择“教育落后”～项。东欧人把懒惰当作贫困的第三大原因，而西欧国家几乎没有人…     

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局。     

扶贫进村(上)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1996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然而,“扶贫”的具体内涵应当是什么?发粮发款是“扶贫”,送钱送物是“扶贫”,可为何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如何帮助贫困地区从根子上真正消除贫困? 山西省吕梁地区从人的角度作了一点尝试。 吕梁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全区13个县市中贫困县就有9个之多。贫困人口达110万,其中包括一部分处于特困状态的人口与村落。在对特困村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剖析之后,吕梁决策者们发现特困村     

完整理解“绝对困化”的两重含义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争论集中到一点,是绝对贫困化问题。在马克思关于贫困化问题论述的发展过程中,绝对贫困化范畴有着两层含义。 (一) 第一层含义,就是指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工人阶级处于一无所有的(绝对贫困)状态,这种状态不断深化的运动直接表现为工人对于资本的隶属关系不断加深的过程。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谈到“绝对贫困”的这一含义。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二篇中,就已经争门论述了“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赤贫”。他强调指出:“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的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存漠不相关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赤贫”与他后来干1861年8月-1863年7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明确提到的“绝对的贫困”是同一含义。马克思在这部手稿的第一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明确谈到:“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财高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     

贫困的定义

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综合概念,通常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绝对贫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是相对贫困。 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贫困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权告》和《贫困报告》中有关贫困和发展的定义更具广泛性和多元性。认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     

区域发展中的区域贫困——兼论福利制度的区域安排

本文通过对区域发展过程中的贫困现象的考察分析 ,对区域贫困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区域贫困产生的经济动因和制度背景。在提出“区域基尼系数”和“区域洛伦茨曲线”的概念后 ,将之作为分析区域贫困的工具 ,并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贫困问题 ,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福利制度的区域安排     

里根政府走出了“伊朗门”吗?

华盛顿专电 使里根政府陷入一场严重政治危机的“伊朗门事件”败露已经八个月,各方的调查也持续了半年多。从目前进程过半的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来看,虽然一些重要人物尚未作证,若干关键问题还没有弄清,但“伊朗门事件”的概貌可以说已见端倪。 在几方的调查中,国会调查最引人注目。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在过去半年里先后访问了300多位证人,收集了数十万字的文字材料。从5月5日开始的国会公开听证会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调查人员传讯了18位证人,主要调查把向伊朗出     

焦作——一个正崭露头角的中部经济的“发动机”

胡锦涛:“中西部有这样好的典型,我是越看心里越敞亮” 费孝通:“不到焦作不知中原之富” 从珠江三角洲、闽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到环渤海经济圈,如今已是众星朗朗,带动着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改革开放自东南沿海向北不断地推进。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尚未展露出一目了然的突破口,人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试图寻找几个隆起的地带。人们终于发现,经过几年默默地“积蓄”,在西部的河西走廊、八百里秦川与中原的汇接处的焦作“隆起”了。     

保障房分配的病态纠结

保障房的分配乱象一直就没停止过，房价还没涨到疯狂地步的时候，就藏着种种“猫腻”。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假造贫困信息，或者走门子，从“大锅”里捞一“勺”，自顾得意去了。现在调控从紧，保障房多盖，     

绿色的希望——甘肃贫困地区定西见闻

甘肃有个“两西建设指挥部”。“两西”指“河西”和“定西”,都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河西”或称“河西走廊”,共有十八个县市,处处绿洲,土地富饶;“定西”代表陇中地区,也是十八个县市,一片黄土地,干旱贫困。 “陇中苦,甲天下”,此一说法,流传已久,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仍为我国几大贫困地区之一。听说近年来由于政策改变,开始注意生态环境,定西有了转机。历来受贫困折磨的陇中广大人民真的苦尽甘来了么?正巧省里要在定西召开全省种草治贫三年总结会议,于是我们从兰州赶往定西。     

赤子常怀报国心——记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市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中心副主任王玉佩

赤子情怀王玉佩说,他们那一代人是生在新社会,从小就接受党的培养,在中学时代,历年都是“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学习成绩优秀。通过学习和所受的教育,使自己产生了对党和国家的真挚情感。在“文革”期间,全家被下放到北辰与武清、宁河、宝坻交界处的霍庄子乡,当王玉佩看到那里十年九涝,满目盐碱,庄稼地里春天旱得冒白烟,夏季水汪汪一片时,深味农民生活的贫困,终生难忘。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挖掘农村资源和农民自身的潜力,将整日辛苦劳动又收获无几的农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所以下定决心学习农业。至于学习渔业…     

“三资”企业党建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干部队伍的建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三资”企业的中方经营者在对外经济的“海洋”里还是“旱鸭子”。有的在“缴足”了“学费”以后学会了“游泳”,有的缴了“学费”仍在学“游泳”,有的干脆甘愿长期当“学生”,听从外商的“指挥”。在对外经济业务交往中显得捉襟见肘,不能“游刃有余”。企业被外商在设备、原料、销售等环节上“砍三刀”吃哑巴亏的为数不少。二是在“三资”企业党的建设中还存     

钥匙太多锁难开

每个地方都有优劣势和自己的特点，所以，改革不能“一刀切”，发展不能“齐步走”，必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可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却不乏“多把锁匙开一把锁”的现象。干部下基层、下企业，本是联系群众的好形式，可一位“钦差”一个调，一任为官多张嘴，则使基层无所适从。下车伊始，咿里哇啦，有的说大棚蔬菜赚钱、家养畜禽效益好，有的则说返朴归真是新潮，畜禽是“土”的好，传统蔬菜品种俏。基层干部感叹，上面的干部那么多，到底孰优孰劣，谁的话最“权威”？有道是，经济要上去，干部要下去。下去干什么？自然少不了给办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