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如何识别相对贫困：海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

治理相对贫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其前提是准确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和精准测量相对贫困程度。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和主观贫困是海外学界研究相对贫困的经典视角。相对收入视角将个人或家庭收入与国民收入中位数的特定比例相比较,以此确定相对贫困人群及其分布。这种方法简单灵活但维度单一。多维贫困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其核心步骤是多维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各指标阈值的确定。增长性贫困视角来源对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反思,这类研究主张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培育贫困人口能力有机结合。主观贫困视角承袭了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注重相对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和阶层定位,但因其充满主观色彩而遭受诟病。鉴于中国贫困治理议程已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治理相对贫困,对海外相对贫困识别方式展开谱系梳理与前沿追踪,能够为学界探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精准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绘制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图提供理论参考。     

脱贫攻坚是锤炼作风练兵场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当前,距离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时间已不多,正是最吃劲的时候。面对剩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面对各种难啃的“硬骨头”,需要由广大党员干部组成的扶贫超强战队,继续团结带领贫困群众迎难而上,埋头苦干,把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走稳走实。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建立反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我国反贫困斗争的重点将从反绝对贫困为主转向反相对贫困为主,从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转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绝对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条件,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是实现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必须坚持动态与多维识别相对贫困,坚持城乡统筹,坚持依法治贫,坚持常态化治贫。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财政扶贫政策的“进”与“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贫困治理转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瞄准共同富裕,构建减贫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需要立足居民收入、财产收益与公共服务等三个基点,注重制度红利和能力提升对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潜在贡献。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对既有财政扶贫政策进行"有进有退"式甄别,短期重点在"稳",稳定收入增长趋势;中期重点在"调",调整贫困群体收入重心,增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重点在"增",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对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资产社会政策与农村贫困治理

在社会贫困治理进入后攻坚时期,要适当调整扶贫策略,将传统的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治理贫困的模式逐步转向具有生态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为一体的资产社会政策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要求。建立具有资产建设性质的个人资产账户,在当前及未来的贫困治理工作中应有重要担当。     

湖南答卷的精神密码

74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发生率从13.43%降至0.36%。2020年春天,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宣布,歼灭了千年贫困的最后堡垒。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历史大考中,如期交出湖南答卷。     

农民心理贫困:社会影响与治理对策

自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我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农民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同时,农民心理精神方面的匮乏也逐渐显现出来。据媒体报道,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其中80%来自农村。多项农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平均水平。农民心理贫困问题已经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