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学习邓小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辩证思维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过程中,不仅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这些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是对这位总设计师的最好缅怀。     

坚持改革开放 力求科学发展——浙江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历史回顾

最近，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完成了《坚持改革开放力求科学发展——浙江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历史回顾》专题研究，从九个方面系统回顾了浙江30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对浙江在新的起点上。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再创特色优势。推进科学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借鉴作用。本刊特节选其中三部分。以飨读者。     

张卓元：亲历重大决策出台

张卓元档案盘点 张卓元,著名经济学家,“稳健改革派”代表 人物 。1933 年 7 月 出生 于广 东 梅 县 ,1954 年7 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历任中国科学院 (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 士 生 导 师 、《 经 济 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实施探析

行政决策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一些政府部门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受行政决策惯性思维的影响,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和要求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为:各行政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均衡;行政决策形式与实质的轻重不分;行政决策过程中专断和民主的博弈;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抽象和具体不明晰等现象。这些都不利于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要做到有的放矢,应从强化公众知情权、公众参与机制建设、专业话语权和责任追究细化等方面予以化解和促进。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功能浅析

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管理者要充分挖掘并发挥其功能,使其能预测重大决策负能量,从源头查找社会稳定风险源以避免冲突;减少重大决策负能量,针对社会稳定风险源提供风险消减对策;增加重大决策正能量,促进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发挥正能量,确保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浅析重大决策终身责任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要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因不及时决策而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恶劣的,追究行政首长、有责任的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责任追究在重大事件,尤其重大事故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明确的责任制可以避免事故出现时互相推诿,对责任落实有据可循。     

政府重大决策应先听取百姓意见

近日,重庆市政府出台《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若干意见》,明确政府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时,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公示制度,广泛听取社会公众以及利益相关方面的意见,并对具有代表性、普遍性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理由予以公开,避免出现三拍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     

陈云在制定改革开放决策中的三大贡献

"文革"后期以及两年徘徊时期,陈云积极倡导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塑造了政治舆论;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指明了基本国情;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搭建了组织平台.     

陈云在制定改革开放决策中的三大贡献

"文革"后期以及两年徘徊时期,陈云积极倡导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塑造了政治舆论;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指明了基本国情;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为制定改革开放决策搭建了组织平台。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路径探究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乃现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鉴于行政决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固有必要首先在学理上完成行政决策概念之转译,并借此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现行法律话语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完善现行立法所涵摄之行政决策规定、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阶段性及程序规制、修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以及建立决策责任追究机制。     

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合理化

合法性审查制度中的程序建设影响着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其规范和完善与否,决定着合法性审查工作能否落到实处并取得成效。可以通过对审查程序进行流程化规制、对审查程序时限予以统一、细化合法性审查程序运行机制、强化审查程序全过程公开等方式,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不断提高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影响公共福祉的典型政府行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合法性审查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难题而处于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能,树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权威,在规定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的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对行政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作出某种决定或者选择。行政决策能够执行和执行后的效果关系到政府能否顺利履行职能,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对其执行情况和决策效果进行评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建立一套合理、公正、高效的评估体系。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是提高决策质量、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创新制度,有必要在探讨其概念特征、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域外制度的实践经验,系统建构我国的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36条对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略,建议将其独立成章,对评估的主体、对象、程序、标准、方法、效力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的法治化。     

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研究

针对我国当下突发事件多发频发之情形,国家通过规范性文件对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了顶层设计。在其政策引导下,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规定并付诸实践,但在评估过程中出现了范围不清、主体不独立、程序宽泛、救济不力等问题。针对地方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结合法政策学、正当程序理论、新公共服务等理论,构建界分重大的"阶层制度"、独立的风险评估主体制度、评估过程制度和问责机制,是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制化的可行路径。     

地方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之探析

<正>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把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职能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这是党中央首次在全会决定中就政府重大决策向人大报告作出规定,对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出了新的任务,也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新内容。对人大、政府而言,当前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此探索不多,也无经验和制度性规范可循。加强这方面研究,落实好这一规定,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论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路中,行政决策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向来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试验田。当前我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关于重大行政决策需专家论证的程序性规定。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结合当前我国地方决策的实践发展状况,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存在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对策。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改革开放探索》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8年4月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改革开放探索》出版座谈会"。李铁映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出席了这次座谈会。来自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会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 多党合作谱新篇——农工党中央召开座谈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12月1日，农工党中央在京举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6位农工党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农工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进步等。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何维、姚建年，农工党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蒙，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宋金升等出席座谈会。     

中国农村妇女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仅以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重大决策权为切入点,系统地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素质、娘家撑腰、母以子贵、外界冲击和文化差异五类,并作为自变量逐类加入,进行两分类logistic回归,以此考察和比较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结论表明,一些以往单独研究中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存在显著相关的因素在加入了各个方面影响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本文所考虑到的所有因素中,女性的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是否与婆家同住)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强烈,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