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以甘肃段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协同治理是一种重要的理念和手段。黄河流域甘肃段地域广阔,内部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面对复杂的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治理现状,仅靠政府单一主体实施治理,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公民个人依旧作为"局外人"而存在,难以实现高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更不能统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念和方式,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充分发挥不同性质主体对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治理的独特优势和作用,调节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提升治理效能。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生态美学视角下的海洋文化表征——以唐诗海洋意象为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哲学关系,文学是人类认知体悟自然的生动载体。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基于文学作品来审视海洋文化,可以发现人与海洋的关系呈现出崇敬与和解、和谐与共生、接纳与亲和三个表征。相对于前代,唐人对海洋气象、潮汐规律、航海活动更为熟悉,唐诗中的海洋意象为数众多,是抒发人与海洋彼此依存感的重要凭借,也是彰显海洋文化意蕴的典型范例。     

阶层分化视角下的利益冲突与平衡——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关系到众多社会群体的直接现实利益。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必须深入了解我国目前阶层分化状况,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状况及其利益冲突与平衡。     

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逻辑——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缩影,也是环境治理的典型个案。环境属性、行动者以及制度与技术提供了理解山西环境治理的逻辑框架。面对地方保护主义、信息不对称、环境执法权力分散、执法手段单一的传统困境,山西通过在环境监管领域实施绩效考核与问责、区域（流域）限批以及公民参与监督,创新监管制度;在环境执法领域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环境执法赋权以及末位淘汰等制度设计,创新执法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现行的制度逻辑在于强制和处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未来的治理逻辑有赖于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和自愿遵从的制度转型,在制度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寻找更完美的结合点。     

创新合作视角下海洋科技困境破解的战略重点与路径选择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海洋科技合作是为更大程度地追求科技创新耦合效应、提升自身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学习过程。文章以浙江省为研究视角,对海洋科技创新的现状、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浙江省海洋科技创新合作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强化开发性金融与海洋战略产业培育融合、立足再造强化营销打破创新的"印象锁定"、塑造根植产业特色集聚与专业发展优势的科技合作模式等方面。最后就推进浙江海洋科技创新合作,给出了"双层"联动助力载体提升、自我提升与借梯登高并重、目标聚集和手段创新同进等战略路径。"     

试析海洋之于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以南海、东海为例

人口众多、能源和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负,许多国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我国近代重陆轻海,实行禁海政策,屡受列强欺辱。如今,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海洋是蓝色的国土,是实现中国梦的大舞台。它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海洋的战略意义;海洋在我国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海洋蕴藏的能源是无可估计的。据此,我们应该通过划定领海基线,划设防空识别区,恢复行政管辖,加强军事力量及执法力量的长期存在,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蓝色国土,从而实现我们的海洋强国梦想。     

青岛海洋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以青岛天后宫为例

随着青岛城市地位的不断提高,青岛海洋文化遗产在开发和保护上存在的不足也越来越受外界关注,合理的开发与保护不仅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创收,对于青岛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青岛的文化软实力,推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以青岛天后宫为例,借鉴国内外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经验,从事业单位制度、创收模式、法律保障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利益纠纷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治理——以一起村民纠纷为例

农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重要的要求。转型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群体。在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现代法治途径与传统伦理关系方面,不同类型的群体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这种差异性根源在于群体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实现农村治理需要以村委会、基层党组织构成的基层组织作为中间环节来弥合三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在此基础上,逐步贯彻现代法治理念,并使传统伦理与其相互补充。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配置的经验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安徽省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之间进行实证分析。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单向的,是从金融生态环境到金融资源配置,而且表现为正向。建议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政府监管型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论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以基本权利的冲突与协调为视角

从几何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个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权利保障的终点.知情权与隐私权作为法律所确认和维护的两项基本权利,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证角度考察,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调和冲突时既不应先验地偏重保护任何一方,也不能机械地划定二者的界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通过在民法规范中设置一般条款来实现对宪法性权利的转介功能;而裁判者在适用规范时,需要采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对冲突双方进行利益衡量.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框架

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风险,立法规制局限、司法规制消极、行政规制乏力,难以规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更增加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难度。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主体结构,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三元结构框架下,以传统行政理论为基础,可以形成行政自制、协商规制、社会规制,共同作用于在环境行政全过程,规范并制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行使。     

利益平衡视角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链中涉及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等多方利益主体,而利益的驱使是产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市场经济各方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格局状态下,只有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引导来调节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促进农产品的安全供给。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环境保护体制困境与对策探析——以侯马市为例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推进,环境保护体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环境保护体制依然呈现碎片化状态,主要表现为环境监管部门与行业管理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未能形成部门合力。虽然部分地市设立了诸如"大气办"、"水办"等协调机构,但未能从制度层面解决行业管理部门的责任感等问题。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对《侯马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的通知》进行剖析,总结侯马市在环境保护工作中部门联动的经验做法,为优化环境保护体制、探索长效机制,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借鉴。     

海洋族群中妇女的家庭地位分析——以漳州市沿海村落为例

在海洋族群日常生活中,女性会在制度允许的范畴内,主动行动,加强自己地位身份的重要性和稳固性。海洋族群中女性是日常生活的主导者,是人情的缔结者和维护者,是贤能原则的诠释者,是生命色彩的描绘者。但是这种地位仍没脱离依附于男性的特点,女性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掌控和家庭人情的代理以及自身素质的展现,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形成一种依附性支配的生存模式。     

乡村治理下的村级财务困境及解困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破解村级财务困境达到乡村善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阶段,乡村治理下村级财务呈现出村级经济收入少且不稳定、村级财务支出加大、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和资金使用不当等的现实困境。深刻剖析村级财务困境的深层原因,不断加大国家对村级的财政投入;盘活集体经济资产,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健全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加大监管体系构建;高度重视村级财务培训和村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培养,确保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和资金使用有序,是破解当前村级财务困境、实现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试析海洋开发对青岛旅游业的影响——以青岛奥帆赛为例

海洋开发带给青岛城市发展以巨大的变化。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唯一伙伴城市和决赛分会场所在地，青岛旅游业面临重大机遇。本文以奥帆赛为例，分析其对青岛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对如何充分利用好此次奥运机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