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腐机制 落实责任担当——对《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的解读

<正>8月1日召开的中共海南省委六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意见》的出台,源起于省委长期以来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根植于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反复研讨,借鉴了省内外反腐败工作的实践经验,是省委和全省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宣示。     

论流域协调机制——以《黄河保护法》（草案）第四条为考察对象

为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从整体上提高流域治理效率,基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和空间性特征,《黄河保护法》（草案）第四条建立了国家黄河流域协调机制,并对其基本功能和协调事项作出了安排。就整体而言,流域协调机制的基本功能包括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三大方面,在协调事项上应该以“重大”为前提扩大其协调范围。《黄河保护法》（草案）只对流域协调机制作了框架性规定,有必要对其实现进路予以细化与延展。具体来说,可以从宏观决策的联合议事、具体事项的日常会商与应急会商、决策执行的联动协作以及信息通报与信息共享四个方面共同推进流域协调机制的实施。     

论行政执法错案内部处理机制的有限性——以有关规章的规定为分析对象

我国现行行政执法错案内部处理机制在理论基础上是种无奈的选择,在内部处理主体和对象上做了不完善、不周延的规定,在内部处理的程序上淡化了对相对人或公众参与机制和被处理人权利保障机制的设计。应正视该内部处理机制的缺陷,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实现制度与机制上的超越。     

行政人员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权衡——兼评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在许多有关公共行政伦理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中是最优秀的,该书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实务层面,都反映了行政伦理领域的最新动态。库伯从现代与后现代过渡阶段行政人员活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来考察行政伦理,并用责任将行政人员的角色问题具体化,将责任表述为构建行政伦理学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体现了行政责任的双重性,责任冲突不可避免,唯有负责任的行政模式,才能让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达到权衡,才能使行政人员走出行政伦理困境。     

《民法典》特殊主体婚姻权利保护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以同直婚姻为分析对象

同妻群体作为同性恋群体的衍生群体,在同直婚姻中遭受着生理、心理和婚姻家庭权益上的不同程度的伤害。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制度的缺位和立法上的空白,以及司法解释中亦甚少有涉及这一特殊主体的权利保护机制,导致同妻群体在寻求救济过程中遇到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未来在完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时,应当将“一方婚前故意隐瞒同性恋倾向”的骗婚行为列入可撤销婚姻中,将“性取向冲突”作为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之一,并赋予同妻可以通过撤销婚姻或者离婚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的自主选择权,使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冤案沉思：刑事司法进路的困与解——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样本分析

通过梳理近年来典型刑讯冤案可以明白冤错产生的症结和规律,认真反思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的出台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欲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该规定,根除刑讯,首先需要解决规则之外的痼疾,然后解决规则之中的不足与缺位,再解决规则之延伸——有区别地排除毒树之果。惟其如此,才能从制度上确立冤错案件的防纠机制,最大限度地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落实政府环境责任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新《环境保护法》为例

政府作为环境监管者与经济发展推动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是双重的,同时其行为失当的机会也是双重的。在政府落实其第一性环境责任中引入公众参与是避免行为失当的重要保障。落实政府环境责任中的公众参与,一方面需要公众自身的权利意识觉醒;另一方面还需政府对公众参与的推动,在政府与公众的双向良性互动下推进政府环境责任的落实。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论我国外逃犯罪嫌疑人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

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其缔约国.从我国反腐败及追究外逃人员责任的角度看,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必将推动我国与其他缔约国在国际反腐败工作中的合作.但并不是说有了该公约,我国缉捕外逃人员工作就会顺利开展,关键在于我国要以该公约为契机,将公约上的一些原则体现在我国国内法上,从而修改我国相关法律,为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能够更好地追究外逃犯罪嫌疑人的责任.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正>在修正案已经出台并开始适用的背景下,应当重点讨论的是如何正确理解修正案中的具体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从严从紧提高低龄未成年罪错人的入罪门槛,依法把实际受追诉或者被定罪的未成年人的数量降至最低。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整体呈现出“早熟”的趋势,再加之一些社会问题使部分未成年人缺乏管教约束,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以及暴力化的问题也愈演愈烈,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了回应层出不穷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这对于有效直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从界分到融合：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关系界说——以责任的实现为视角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不仅应是界分的,更应是融合的。从责任的实现角度看,在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都应经历从二者认定上的界分到实现上的融合过程,从界分到融合才是二者关系的全部。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责任的一体化价值是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融合的价值前提,从责任存在的一般性、责任理念的趋同性来看,二者的融合是可能的。刑事自诉、刑事和解和调解适用理念的转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创设和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则是二者融合的制度保障。     

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特点及意义——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大数据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发展情形、党的执政状况都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要看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1].虽然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理想缺失、信念不足、思想涣散、以权谋私、贪图享乐、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基于以上情况,习近平提出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从而确保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实现.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可操作性评价——以文本为对象

2011年1月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土地征收与补偿问题做了细化规定,社会各界对其操作性具有很高的功能期待,运用规范完整性、规范明确性两项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对其文本的操作性作出评价,能够为更好地执行本条例和进一步完善立法提供参考。     

宪政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里斯本条约》为分析对象

从宪政的视角看,欧盟的基础条约以及成员国的国内宪法构成了欧盟的多层宪法体系。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不是欧盟条约发展成国际组织的过程,而是欧盟的宪政化动态发展过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多层宪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的体现。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明确赋予欧盟独立法律人格,统一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取消欧盟三大支柱的划分,在机构设置上简化欧盟机构并增强机构间的协调与统一,从而促进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由原来纯粹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向受法治原则和条约法调整的双重属性过渡。但是,《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彻底,使现存条约体系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具有重要宪政意义的同时,也成为新一轮宪政改革的重要对象。     

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特点及意义——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视角

正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大数据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发展情形、党的执政状况都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要看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1]。虽然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理想缺失、信念不足、思想涣散、以权谋私、贪图享乐、能力不足     

地图理论：审视人权公约与宪法关系新路径——以健康权为分析对象

法律如同一幅以符号学的定位与标识方法绘制的地图,以生存权基本要件、国际公约承认而我国未入宪的健康权为分析对象,以地图比例尺为分析工具,以一种新的进路审视人权公约与宪法的非对抗互动关系。     

法律解释方法在民法中的应用分析——以《物权法》第202条为对象

法学方法的主要任务是为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解决提供体系化的操作技术,其功能若真正发挥,就必须不断提高回应本国实践的能力。其中较为可行的途径是将其与部门法规范相结合,并最终落实到具体法条的解释与个案纠纷的解决中。以《物权法》第202条为分析对象,发现通过文义解释并不能得到唯一的结论,因此必须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利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对之加以审视,方能确定第202条的规范意旨,即抵押期间届满、抵押权消灭。但还须进一步以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此予以检验,以求综合考虑、全面把握及互相印证。     

瑕疵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探讨——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司法实践表明,因股东瑕疵出资引发的纠纷占公司诉讼案件相当大的比例。而我国《公司法》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粗糙,今年新颁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此问题上有了很多的进步,但仍有一些理论依据的缺乏和制度安排的不足。本文以该解释（三）为视角,从理论上对瑕疵出资股东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和形态及相关重要的特别事项作了展开式的分析和探讨,以求实现理论上的圆满并提供对实践上的帮助,促进立法对股东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论沿海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主体中的“过错第三人”——以《侵权责任法》第68条为视角

一、沿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规定 在我国,对沿海船舶油污污染损害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区分为具有涉外因素的船舶污染损害法律关系和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污染损害法律关系两种.对于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相关国际公约,因此,司法界对于前者的调整有着较为系统、明确的法律指引;而对于后者,我国尚未形成专门立法.     

《汉语大字典》（第2版）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以《老子》为例

《汉语大字典》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释义最全、最具权威的一部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在义项设置上,源流并重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即力求做到每个字的每个义项的引用书证是最早的;义项的全面性,是其另一重要特点。由于当时编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汉语大字典》在这两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汉语大字典》涉及面极广——从古代到现代,所引书证和所概括的义项不能完全准确、全面;另一方面前贤时彦虽做过相关领域的研究,但是对于《汉语大字典》还远远不够。《老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文献,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完善也有很大帮助。从对《老子》的研究来纠正《汉语大字典》的书证迟后和义项不足的问题,希对该字典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