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两种样式及其解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成长土壤,浙江省和四川省在治理创新的道路上发展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创新模式——"民主恳谈"和"公推公选"。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时,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体系的支撑下,深入到民主发展的实际场域,并在考察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索其内在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衡量指标:经济发展、维稳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下,又引入了政企关系这个解释变量,认为两省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创新类型作为突破口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试图更加全面地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不同的路径选择做出逻辑论证。     

试论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改革

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是政府权力运筹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产生腐败 ,为了遏止腐败必须改革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机制。进行制约机制的改革又必须遵循如下路径 :推行分工制衡 ;强化行政责任 ;健全程序规则 ;加强法制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构建权力制约机制的具体对策。在实施对策的过程中要厘清权力制约与行政效率、自我约束与外部参与、自律与他律三对关系。     

基于博弈论思维框架的政府与企业关系重塑——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的策略选择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政府愿景与企业目标存在着差异,政府与企业相互博弈的行为日渐普遍和频繁。从博弈论视角观察,传统政企关系未能摆脱“囚徒困境”的尴尬格局,并产生出诸多社会公共治理的顽疾。“智猪博弈”模型为重塑良性互动的现代政企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的路径变革,不仅政企之间要通力配合,更需要政府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从权力规制、政策支持、健全监督入手,构建基于博弈论思维框架的现代政企关系模型。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公共性视阈中的反腐败研究

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腐败的实质是公权私用,腐败严重削弱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引发政府的公共性危机。政府、市场和社会是治理的三大主体,公共性在政府中表现为依法用权,在市场中表现为公私分明,在社会中表现为民主开放。反腐败要体现公共性要求,坚持公共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有限性和民主性,做到以法律约束权力,以市场限制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     

集体腐败及其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蜕变,是权力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是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既是腐败的一种重要类型,又是腐败的一个总体特点。由于集体腐败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因此,它的危害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分析集体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将使治理集体腐败的措施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彻底治理集体腐败的目的。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     

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也谈行政执法责任制及其廉政意义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权力腐败作为政治系统的痼疾，是伴随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将在国家权力消灭之前始终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而言，要想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权力运行不会越轨，就必须在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中建立起完备的制衡机制。其中，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把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以制度的形式予以明确，把行政执法行为与行政执法责任统一起来，将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执政党反腐败的根本是防止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提出了建立权力运行机制的新论断,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对于有效防止权力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执政党权力腐败的特征及其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内一些人所以能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也称权力寻租,即在私欲的推动下,权力迅速成为实现不正当私人…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与廉政建设

从行政权力腐败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看,我国行政腐败的形成与蔓延与政府过度干预、行政法制滞后、民主参与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核心是制约行政权力,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力控制、规范、制衡、责任、监督机制。     

公共部门隐性腐败的成因与对策

公共部门隐性腐败是指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滥用事务性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 ,其成因在于个别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经济人属性的膨胀、政治人属性的弱化以及道德人属性的扭曲。因而 ,治理隐性腐败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前提、方向和方法

本文从法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腐败的概念及其内涵。作者基于俄罗斯法律和国际法两个层面,辨别并分析了"腐败"概念的两种路径:一种是简洁说明,另一种是列举各种能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本文讨论的制度和经济学的腐败包含了经济、政治、官僚和选举领域中存在的腐败,以及"国家俘获"和权力的私有化。基于综合管理学、制度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建构的腐败理论模型,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21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反腐败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即从对抗寡头家族俘获政府深入到反对行政腐败和"精英的国家化"。     

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权力运行存在着三大主要特征:一是在权力运行结构层面,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二是在权力运行方式层面,存在着制度化与人格化的博弈;三是在权力运行制衡层面,存在着一把手权力的强化和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博弈。不过,随着转型的逐渐深化,分权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制度化是必然的选择路径,而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权力运行探索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政府信用与政府能力刍论

政府信用对社会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我国政府信用出现了下降的趋势。重塑政府信用的可行路径是 :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 ,严厉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建立相应的权力监督体系 ,拓宽信息披露渠道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     

任期调控:中国干部体制破解现代治理困境的路径分析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地方政府何以应对缓慢形成治理困境?其后中央政府又如何扭转治理颓势,并不断取得积极治理成效。通过对中国干部体制的分析发现,任期调控是中国干部体制以权力不对称性克服信息不对称性的有效政治智慧,是中国干部体制破解现代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选择。中国干部体制克服了韦伯式官僚制的"两个不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对中国干部体制"两个不对称性"的分析深化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解。任期调控构成了中国之治的生动治理策略选择,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要进一步提升任期调控的精准度和效度,优化领导干部人才资源配置。     

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对腐败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处置的职能活动。在法治反腐的语境下,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