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衡到平衡:我国地方政府提升公民满意度策略存在的不足及应对

公民满意度受到政府因素、公民因素和两者互动关系的影响。在提高公民满意度策略方面,包含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优化政府内部管理的外源性满意度路径和以满足公民偏好、表达权、参与权和知情权需求以及改善官民关系为中心的内源性满意度路径。我国地方政府提升满意度的策略呈现重政府导向、弱公民导向、轻官民关系的内外源满意度"失衡"的特点。地方政府应加强公民需求侧和改善官民关系的措施,推进以政府数据开放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强化公民对社会治理、公共预算和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质性参与,注重营造政府与公民的良好沟通关系,重建内外源满意度的平衡。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边界及其互动——政社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公共管理指公共管理主体整合社会资源,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两大主体。确立主体地位的关键在于划分主体的权责边界,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应在二者的互动中逐渐明确,而合作是互动的最主要形式。加强政社合作,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社关系,应当以政社分开为切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抓手,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分离中合作、合作中共赢",这对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风险的大型公共活动安全管理——分析框架与对策研究

确保大型公共活动的有序和安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尝试从风险的角度切入这一主题,分析大型公共活动中公共危机的演变逻辑和控制机制,形成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综合风险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提供大型公共活动安全管理的具体对策和路径。     

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基于南京实践的研究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是审视地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两大重要维度,也是当前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南京的实践研究,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政府治理绩效及能力的局限性(体现为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前瞻性不够等)、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不足、公开透明度不够、公共沟通不当等典型问题。为此,应当以政府治理的公共性、政府能力和绩效、政府体系规范化、公共沟通等方面作为着力点,大力推进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     

第三部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部门是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的发展有效促进了民主行政的建立,使服务理念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使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主体多元化,促进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合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重要的影响。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任务压力、问责风险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以城市管网巡护为例

作为一项弱组织激励任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讨论大多围绕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交易成本理论展开,忽视了政府组织中制度安排的影响。通过考察城市管网巡护过程发现: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选择"半科层制半市场化"的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问责风险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代理人的投机程度和上级政府检查力度的区别性组合塑造了地方政府的问责风险感知。这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面对组织任务压力和上级政府问责风险的一种回应策略,背后的核心机制是压力型体制中的上下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这种权责关系主导了弱组织激励任务的执行过程。     

PPP项目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思路选择。研究引入多源流理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PPP项目的政策议程形成逻辑,分析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律,优化政策设计思路。研究发现:PPP项目的政策议程设置受到"PPP项目何以成为焦点议题"的问题源流、"政出多门的矛盾性及政策共同体多元主张"的政策源流以及"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中介咨询组织和民众的行动差异"构成的政治源流三种源流的影响,并经由政策之窗实现耦合,推动PPP项目相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研究结论:推动PPP项目健康有序发展,亟需从宏观层面完善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优化政府治理能力、明确风险分担和投资回报机制、强化项目资金的金融支持、培育中介咨询机构、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拓宽民众参与渠道。     

基于关系嵌入的PPP项目合作机制研究

PPP模式是我国当前公共项目运行的一种重要模式。它通过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PPP项目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并维持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传统的基于合同的合作机制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及政府与承包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关系嵌入作为一种激励人们为集体作贡献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张通过项目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及声誉机制来维持相互之间的合作,能弥补因正式合同的不完全性导致的问题。但基于关系嵌入的合作机制并不排斥正式合同在促进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合同可以确保项目初期比较脆弱阶段的成功、并提高关系嵌入的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关系嵌入则可以避免因合同的不完全性而导致的投机行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特征及治理对策

各国地方政府债务受本国政治架构、经济模式、财政体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文章从风险主体、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财政破产、债券持有者主体、金融约束、信用评级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异质性特征,并结合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新理论,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我国BOT特许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BOT具有项目参与主体多元性,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合同的组合性、主从性,特许期满时基础设施及其经营权的无偿移交性,项目债务的有限追索性,法律适用的复杂性等特征;其适用的法律框架体系由宪法、我国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国际公约或协定等组成;BOT中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特许协议所涉及的特许经营者的一般条款、政府承诺和保障条款、定价条款、协议的变更和终止条款、项目风险的分担机制条款、争议解决机制条款等是其主要法律问题。BOT特许协议本质上属于可能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私法契约,即具有强烈的民商事法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