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从经验事实到规范研判：速裁上诉何去何从？

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不起诉处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在数量上不断上升。但认罪认罚情节对不起诉的实际影响极为有限,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类型也没有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入留出足够的规范空间。将认罪认罚不起诉塑造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不起诉类型,不仅可以减少制度衔接的耗费,增强不起诉的审前分流效果,充实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利益,也契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模式。独立化的可行路径就是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调整适用条件,将附条件不起诉改造为专门的认罪认罚不起诉。同时,为了防范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应当贯彻法官保留原则,细化从宽不起诉的裁量标准,完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并强化外部制约。     

平安河南建设视域下舆情风险预警防控体系构建研究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抓好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舆情管控是推动平安河南建设的基础.新时代,舆情风险预警防控体系构建,应该以技术为引领,提高舆情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精准性;科学分类,完善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分层管理,构建舆情风险立体化防控体系.     

从“技治主义”到知识民主：环境风险决策的范式转型

在传统环境风险决策中,拥有科学知识的专家与技术官僚垄断了环境决策权,普通公众被排除在决策过程外。当前环境风险主要滥觞于人类科技迅猛发展、普遍应用及其内在的不确定性,经由“环境”媒介作用于生态、人类健康等领域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准确答案,环境风险决策的“技治主义”范式已日益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科学知识的“祛魅”与专家权威的解构,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民主理念,强调知识生产的民主化,即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也要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承认非职业化知识、情境性知识、公众常识等的价值。知识民主为环境风险决策范式转型提供了方法论进路,当前需要着力于建构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环境风险共同体、发掘公众参与环境风险决策的知识论价值,以及在开放、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环境风险决策知识的合作生产等。知识民主既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必然,也是环境风险决策的新范式。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与对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利用网络空间扰乱我国政权,加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危害程度,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和加强风险检测,对保持网络意识形态的正确舆论导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基于风险认知构建混合网络社会风险评估体系

在信息社会中,民众发表意见和交换信息的重要载体是由互联网、电信网、通讯网、社会网等相互作用与融合所形成的混合网络。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应对日益凸显的网络社会风险以降低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本研究以风险认知为切入点,综合多学科的社会风险理论,选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管理风险和个体风险为一级指标,构建混合网络社会风险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风险评估的主体应兼顾社会各个阶层,官方评估与民众评估应保持相等权重。政府应正确引导媒体舆论方向,才能有效评估和应对混合网络社会风险。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     

从管制到治理：中国公共消防行政发展趋向探索

转型期的中国公共消防行政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消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消防工作发展规律,推进公共消防行政由管制型向治理型转变,着力提升社会消防安全自治能力,使消防工作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论构建社会治安预警体系——从公共危机的视角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公共安全＂危机四伏＂,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的首要阶段、首要任务是预防和预警,要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各类组织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并将危机所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社会治安预警属于公共安全管理的前沿问题,通过对其研究和探索,我们认为...     

从测量到治理:构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

公共价值管理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公共行政新范式,创造公共价值被视为新范式下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近几年,学者们主要从范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公共价值管理的主要观点和范式意义,但微观上如何测量公共价值,并回应公共价值治理和创造的挑战尚缺系统研究,公共价值测量、管理、治理和创造的关系也并不清楚。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在公共价值测量的哲学基础上,本文从过程和内容两个层面阐释了公共价值测量的研究,包括其理论框架、方法和体系等。本文认为,公共价值治理包含了公共价值的识别、管理以及确认等三个环节,公共价值测量贯穿于公共价值治理的全过程,公共价值事前测量为公共价值识别累积信息基础,事中测量确保公共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事后测量为公共价值的确认与治理提供改进着力点。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公共价值领域的未来重点研究问题,包括开发设计公共价值测量量表、分析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影响因素与结果、公共价值冲突的形成机理和解决途径等。     

从“喧嚣”到理性——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与法律体系构建

近年来,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公民新型的监督方式与反腐手段,对推进反腐败事业与落实公民民主参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对网络反腐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公权力的跟进,其法定依据仅为从支配、管理角度出发的政府临时性文件。网络反腐要在真正发挥反腐实效的同时,又兼顾社会公众的其他合法权益,就必须以相对独立的制度定位,在我国当前反腐败制度体系下,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与权力反腐相互促进,共同走制度反腐的法治化发展道路。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个体救济到公共治理：论侵害个人信息的司法应对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重心应从个体救济转向公共治理。在没有明确损害的案件中,个人信息权利之诉并非绝对权之诉,其性质类似执法举报,法院应承担专业化监管职能。在造成损害或实质性风险的个人信息侵权之诉中,法院应从个体赔偿救济转向合理威慑与公共治理。个人信息侵权具有大规模微型侵权的特征,以赔偿为主要目标不仅面临损害不确定、因果关系复杂等问题,而且无法实现风险预防与群体保护。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界定、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救济措施应根据合理威慑目标而重构。侵权法也应与其他制度互动,个人信息侵权终审胜诉应自动触发检察公益诉讼。个人信息侵权揭示了领域法中的部门法关系,领域法治理应坚持部门法的制度演化与协同。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从全球风险社会到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进阶分析

全球性风险和安全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风险社会理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阐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以及在现代风险挑战下传统制度的解构和风险治理机制的瓦解,并探寻由自反性现代化向世界主义迈进的路径,以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文章剖析了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点,提出了该理论应对全球风险存在的局限性,认为我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有关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倡导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导向,以发展为基础,以共商共建为原则、互利共赢为目标,实现了对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超越,为人类社会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从心理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次重大拓展,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大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个体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引导、社会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专业化服务和广大党员干部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完善领导体制,拓展以个体心理健康为重点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建立社会心态的识别、分析和吸纳机制,并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公正性和获得感为导向,完善公共政策的评估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以民心为出发点,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     

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基础：从成本收益分析到合作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人(组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基于此建立了经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理论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体间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并提升公共利益。基于合作博弈分析,公共管理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以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从提供公共服务到创造公共价值：行政审批的电子治理视角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经数年逐步向纵深推进。从目前各地政府实践来看,已经从以往的精简缩时单一路径向借助网络通讯等电子治理模式综合演进。电子治理不仅以强大的信息技术为支撑,重新梳理旧有的分布式审批架构和流程,构造更适合现代行政审批的集中式架构和相关制度,同时它还超越了作为工具层面的电子政务,将公共服务的＂善治＂价值理念渗入到治理之中,成为促进行政审批变革的有效路径和全新治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