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远和平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九

和平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设立的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名,1938年2月创办于湖南常德,1938年12月至1944年8月,迁贵州镇远.1944年8月至1946年3月迁重庆巴县直至日俘返回日本.和平村是军政部直属团职军事机构,其收容所编制为500人(1944年5月镇远和平村造册日俘人数为396人).     

台湾同胞康大川与日本战俘的反战运动

生于日本占据时代的台湾苗栗人康大川,一直怀着台湾必将回归中国的信念。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组员,协助"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开展反战运动;继而又任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贵州镇远和平村)主任管理员,协助日本战俘开展反战运动。康大川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苗乡古城和平村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贵州省文物局将镇远“和平村旧址”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悉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上,和平村旧址已初评“入围”。镇远和平村旧址,全称“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旧址”,位于舞阳县“卫城”和平路南侧,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一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深远教育意义的重要史迹。     

解放战争改造国民党战俘的军事意义

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发挥政治工作专长,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创造性开展俘虏改造工作,成功改造与吸收了大概300万的国民党军战俘,开创了战争史上将俘虏作为己方兵源补充主要手段的先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从军事的角度分析改造国民党军俘虏的重要意义。     

孙殿英为何临终感谢共产党

1947年5月,刘邓大军攻克孙殿英部驻守的汤阴。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     

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党退守四川、湖南,其军事重心暂时移至湖南衡山。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200余人,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按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的说法,是为了检讨第一期抗战得失,指示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因处在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向相持阶段转变的时刻,因而十分引人关注。     

从战俘到优秀革命者——记文化战士松野觉

<正>71年前发生在苏中的车桥战斗因其战绩之辉煌、战法之独特、战后影响之巨大,成为我军抗战史上一个光辉的典范。在车桥战斗中英勇献身的松野觉,是一位从日本法西斯魔窟里挣脱出来、从战俘成长为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松野觉是日本广岛人,1940年1月应征来到中国参战,1941年12月随苏中日、伪军外出"扫荡"时,在如东双灰山被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八团俘虏。当时,作为"模范士兵"的     

福尔曼延安日本战俘学校写真(上)

1944年,正当欧洲开辟反法西斯侵略第二战场,中共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陆续汇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一个名叫哈里森·福尔曼的美国记者也来到延安,他实地探访建在延安宝塔山南凹里的一所特殊的日本战俘学校,以及由该校为主体成立的在华日年人民解放联盟组织成员。他直接与这些从前线被俘后送至延安教育的众多日本士官对话。     

孙殿英为何临终感谢共产党

1947年5月，刘邓大军攻克孙殿英部驻守的汤阴。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优待餐”，心里充满忐忑，老担心吃完后就要被拉出去枪毙。     

谈判桌前的较量——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下）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谈判，除军事分界线这个核心问题之外，重大问题是战俘问题。从数量上来说，美韩方面俘虏的战俘多，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少。原来中朝方面的谈判代表把这个问题看得简单了，认为已有日内瓦关于遣返战俘的国际公约和惯例规定．按规定办就是了。1951年9月，“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曾专门召见代表团团长、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研究战俘交换问题。除确定按日内瓦国际公约办外，     

听辛亥老人仇鳌谈与毛泽东的交往——仇鳌孙女仇君好访谈录

仇鳌(1879—1970),字亦山,湖南湘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首倡辛亥革命,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1921年帮助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任校长。1949年参加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仇君好,1939年生,原北京市机械局工程师。     

《神灵之手》: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内幕的书

提起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人们便会想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一书。然而,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是薄萨哈特(R.A.BOSSHARDT)所著,1936年8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的《神灵之手》(RESTRAININGHAND)。 薄萨哈特,1897年生于瑞士。早年随父母亲移居英国,后在英国一基督教会工作。1922年10月1日,薄萨哈特来到中国,随后被派到大西南的贵州传教。1934年10月2日,已是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薄萨哈特夫妇自安顺返回镇远的途中,不期与由萧克、王震等率领的从湘赣根据地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在旧州城外的一个小山顶上相遇,成为红军的俘虏。这位“上帝的使者”戏剧性地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并随红军戎马倥偬,辗转贵州、云南、湖     

中共历史上的机关生产

一机关生产,早在1938年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出现了。面对陕甘宁等根据地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局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召开第二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在部分军队开展以种粮、种菜、喂猪等为内容的生产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     

社会

湖南发现1938年日本侵华作战地图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工作人员欧阳仁凯日前向当地档案馆捐赠一张1938年的日本地图,这张《支那最新大地图》的背面还印制有《皇军新兵器写真一览》,表明此图为日本侵华作战军用地图。这一地图由日本日の出编辑局编纂,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即公元1938年1月1日发行,左侧印有“特别注明,不许复制”。     

崎岖的人生旅途

谢育才是福建重要的党史人物,1931年8月至1941年5月间,他在闽西南整整战斗了10年,担任过福建军区后方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福建军区武装动员部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政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作战分区政委、闽西国共和谈共方总代表、中共闽粤赣省委副书记、中共闽西南分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陶铸被关押在泸溪浦市“军人监狱”纯属谣传

“文化大革命”中,泸溪县浦市镇曾盛传一则谣言:陶铸、肖华是叛徒,曾关押在浦市中央军人监狱。那么,这种谣言是如何制造、又是如何传播的呢? 泸溪县浦市镇,地处湘西边陲,是“湘西四大镇”之一,地方也不算宁静,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怎么会选在这里?读者不免会生疑问。原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从自己的实力出发,感到所有机关均须向西撤退。因此,南京“军政部军人监狱”也被迫西迁。1938年初,这所监狱几经辗转,到了湖南桃源陬市。同时到达的还有“军政部武汉军人监狱”、“江西军人监狱”、     

炼狱之光——日伪时期阜新煤矿特殊工人中党组织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急待解决掠夺东北矿藏资源的人力问题,便把在华中、华北和内蒙战场上抓捕的我抗日军民,也包括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战人员,不再实行屠杀政策,而是押送到石门(今石家庄)、徐州、北平(今北京)、青岛等地的“劳工教习所”、“俘虏院”、“战俘收容所”,经过短期“教习”后,再由军方移交给伪“满洲国”民生部,强行押送到东北各矿山井下或机场、道路施工现场从事苦力.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3年5月,日伪统治者相继由石门、保定、太原、徐州、济南、北平、青岛等地,押送来阜新煤矿10多批特殊工人,达9300多人(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在这些特殊工人队伍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虽然因被捕同原来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     

残酷殖民统治 暴行罄竹难书

正从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残酷殖民统治,对东南亚民众以及美英等盟国战俘所犯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日军对东南亚的统治方式主要有三种。在战略要地,如新加坡,派日本官员进行直接统治;在菲律宾、缅甸等国建立傀儡政府,给予名义上的自治独立,日本实行间接统治;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结成"联盟国",支持日本在     

九十三岁入党的陶峙岳上将

<正>陶峙岳(1892年9月18日—1988年12月26日),湖南宁乡县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陶峙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由于他治军有方、英勇善战,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他被调往陕西河防部     

美俘汤姆森的致富梦——朝鲜战场战俘管理所工作见闻

1951年4月下旬,中朝人民军队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击)战役。战役结果使中朝人民军队的战线向南推进了50多公里,迫使敌人退守春川、汉城一线,大批物资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一大批“联合国”军的官兵当了我们的俘虏。为加强战俘的管理教育工作,我志愿军40军敌工部和联络部临时组建了战俘管理所。我当时是战俘管理所的一个分队长。我们在英语、朝语翻译同志指导下,速成掌握一些管理教育战俘的日常简单英语、朝语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