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侵权责任分析——以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为视角

现实社会中,好意同乘现象极为普遍,而因好意同乘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也时有出现,但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得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时常陷入困境。有鉴于此,理清和明确无偿搭乘人因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属必要。立法应在审视一般社会观点后,在激励好意同乘的价值导向下对其认定标准予以规范,明确归责原则及减责事由,并区分运行人的过错程度,根据同乘者的过失情况正确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好意同乘中的车主责任问题

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和价值分析方法，常态下的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不属于无偿客运合同；好意同乘中的施惠方构成侵权行为时，其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非通说认为的适当补偿责任，只是根据社会学解释方法其赔偿范围应当予以适当减轻已。     

好意同乘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其法律适用

好意同乘本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但在特殊情况下,它又会演变成为一种准合同关系。当发生侵权损害后果时,好意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偿责任,并以过错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补充。在特定情形下对好意人的民事责任应当予以减轻、部分或者全部免除。     

好意施惠行为性质的法律初探

好意施惠行为是指行为人出于良好动机为他人提供某种利益的行为.就行为性质来看,好意施惠可分为不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层面行为与受法律调整的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判断好意施惠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关键在于判断该行为中是否存在意思表示,如无法认定,应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状态,依诚实信用原则,并照顾交易习俗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法律义务.判断好意施惠行为是否为事实行为,应以好意施惠行为是否符合该类事实行为的要件为准.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论检察权配置中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主体的统一性

检察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权,与行政权、裁判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共同构成国家权力体系。公诉权、刑事审判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基本内容通过对侦查机关、裁判机关的制衡来保证刑法的准确适用,最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两者主体的统一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理论基础,更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论民事检察权的完善

我国民事检察权是依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起来的,适应了维护国家民事法制统一、增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公民、法人的重大利益的需要。完善民事检察权需要平衡几个关系:1、监督民事诉讼同维护法院终局裁判稳定性的关系;2、国家干预和当事人处分权相统一;3、正确处理民事检察权和民事审判权关系,建立监督兼顾公诉的民事检察模式。     

试论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兼及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

大陆法系以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基础,研究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运作逻辑十分必要。但是,从预定前提即制定法出发、非扩充性论证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并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法治社会提供实质性帮助,因为法官常常要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性化、主观性因素对法官判断活动的影响。因此,加强司法程序制度建设,使当事人、社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参与司法裁判活动以控制法官的裁量权、通过司法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司法裁判进行正当化论证就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论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范围

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范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体真实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理论为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鉴于我国法律对证据调查范围的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又太随意的现状,在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时,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确立以控辩双方协商为主,法官以职权为补充程序规则。     

裁判文书多元价值探析

裁判文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但其作为应用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更是鲜有涉及,这不仅影响了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在反制着司法活动和诉讼法的立法完善。裁判文书的价值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与裁判文书的属性有关,也决定着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与研究需要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从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等方面分析裁判文书的丰富价值内涵,有助于厘清裁判文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裁判文书在诉讼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诉讼法立法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未经法律授权时,法官可以偏离法律吗——读《法治的界限——越法裁判的伦理》

正"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几乎已成为法律研习者、法律实践者最耳熟能详的话语,也是有关裁判功能最基础的共识,但何种裁判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法官在裁判时应如何适用法律?面对这些问题,基于不同的学术脉络,便有着众说纷纭的看法了。对法官究竟应如何裁判的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特拉亨伯格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布兰德教授也在《法治的界限》(娄曲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认识。     

公民水权的宪政之维

公民水权的内涵和目的决定了其性质,即公民水权是一种人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正义理论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等人权条约为公民水权的人权性质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法律基础。公民水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需要从宪法的角度来加以规范,并使其具有可裁判性。印度模式和南非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提供了通往可裁判性水权之路。比较而言,南非模式的优越性和其广泛的适应性给我国提供了制度移植的可能。宪法对公民水权和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必须以其具有可裁判性为中心。因此,从长远来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南非模式的可裁判性水权在我国才能通过法院获得有效执行。     

后果主义裁判立场批判

近些年,我国有些学者开始探索一种被称为"后果主义"的裁判立场。后果主义立场在我国的支持者要比表面看上去的多,因为它实际上还包括相当多的"不自觉的后果主义者"。当前,后果主义裁判立场所面对的最为严厉的批评是指责它是一种没有法治观的裁判理论。然而这种批评由于没有准确说明"法治观"的含义,因而未能提供一个十分切中要害的批评。法治理念在裁判领域的核心要义是,只有依据法律作出的裁判才具有证立国家强制力的道德力量。因此,一种坚持法治观的裁判理论须致力于回答,依法作出的裁判为什么具有证立国家强制力的道德力量。后果主义由于没有瞄准这一司法裁判权威正当性难题,因而可以被批评为不是一种有完整的、或者说真正的法治观的裁判理论。     

对制造醉酒驾车危险之先行行为的处罚

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处罚刑法有明文规定。有必要对售酒的店主、劝酒的人以及同乘等对制造醉酒驾车危险的行为人以先行行为不作为犯进行处罚,其法理基础是自我答责理论和先行行为不作为犯理论。     

陪审制度的基础性价值论略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均有其基础性价值作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我们只有挖掘陪审制度的基础性价值,才能抵制住汹涌而至的对陪审制度的批评,才能找到陪审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基础。使裁判获得正当性,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陪审制度的基础性价值,也是我国进行陪审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基础。此项基础性价值对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

潜在人民陪审员对刑事裁判事项的归类并不全和裁判事实的理论分类一致,应当认真对待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对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等因素。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应为定罪事实和死刑案件量刑事实,排除“二级事实”、非死刑案件量刑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事实认定权的职权范围应为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事实是否足以判处死刑、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司法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等。     

民商事裁判中的法律论证及其可接受性研究

在民商事案件裁判中,法官往往只重视裁判结论而忽视法律论证,或者法律论证不缜密导致结论不具有可接受性。裁判过程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其可接受性首先应体现在被法学专业人士所认可。扩大裁判文书公开范围、完善裁判文书的格式,重视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是增强裁判可接受性的重要路径。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