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探究

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技术性和长期性,加之经济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利益稀缺及冲突,因而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建设工程类案件数量呈递增的态势,人民法院作为法定审判机关,有必要在现行诉讼模式之外结合该类案件的特点探寻柔性司法解决纠纷机制,使之与刚性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更为高效、便捷、公平公正地化解、解决此类纠纷,为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提供应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当前我国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机制相对比较单一,尽管亦存在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运作可能,但诉讼仍旧是当前此类案件最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成本高、刚性强、周期长等仍是这一方式不可避免的缺陷。从刚性极强的诉讼活动的另一面出发,构建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既保持了司法独立和权威的特点,亦赋予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与自治性、能有效降低此类纠纷解决目前居高不下的司法成本并能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程度。我国建设工程纠纷柔性司法解决机制的建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诉讼前和解引导机制、诉讼中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建立第三方ADR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机制。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诉讼的与非诉讼的、官方的与民间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关联所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性质,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而我国历史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方法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作用的理性定位是该机制建构及顺畅运行的基础性问题。鉴于法院专司法律的职责、法院的司法权威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发达程度,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准则输出作用、指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清水江林业契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是我国南方传统的林木生产与木材交易区，在悠久的林业经济历史中积累了大量的林业契约文书，这些林业契约文书是该流域林业生产经营的财产权利制度保障，保证了清水江流域林业发展的兴盛和可持续。这些民间契约迄今仍为当地从事林业生产的苗族侗族人民认可和珍藏。在调解苗村侗寨的山林物权纠纷时仍然起到一定物权法律证据的作用。清水江林业契约适应了当地林业生产的特点和要求，表现出制度对林业经济运行的高效维护。清水江林业契约对深化林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权利救济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简议

权利救济方式是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它们构成同一过程或活动,共享同一套机制。理性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诉讼与非诉讼制度的协调互动以及各种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与合理化。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论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及其改进与完善

送达诉讼文书 ,是审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诉讼文书只有有效地送达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 ,才能使受送达人了解文书内容 ,从而按照法定程序参加诉讼活动。在我国现阶段 ,由于公民、法人的法律意识不强 ,人民法院在直接送达时往往遇到困难 ,由此产生了留置送达制度。我国目前应进一步完善留置送达制度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四十三):纠纷文书与水权习惯

<正>有清一代直到民国中叶,商业经济在华夏大地崛起,契约文明不仅盛行于晋商、徽商会聚的江南一带,而且远在湘黔苗侗民族的聚居处所,特别是贵州清水江流域,也因木材、桐油等的栽植、加工和贸易,民间契约文明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直到如今,该地区仍堪称是我国传统契约文本遗存最多的地方之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清水江文书》(第一辑)十册,已然可以窥见当地彼时契约发达程度之一斑。在贸易、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在我国 ,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 ,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远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对此 ,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把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 ,另一方面必须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 ,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进而达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的理想境界。     

论人民调解与诉讼之互补关系

诉讼所面临的困境促使人们重新探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不再试图以司法尽可能地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通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替代,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和代价,但同时它自身也还存在许多内在的固有弊端。笔者对人民调解和诉讼作综合性、比较性的功能分析,从纠纷解决过程阐明诉讼与人民调解的互动和互补关系。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本书利用大量的徽州文书，深入探讨了以徽州为代表的明代乡村纠纷及秩序的形成过程和变迁实态，解析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宗族结合的展开及徽州特有的佃仆制等问题，复原了当时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秩序形成状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力作，日本权威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东洋学报》、《社会经济史研究》均有书评，在我国明清史学界也有广泛影响。     

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

该书第一章《导言》中介绍说：“本书考察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设定之区域，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境内的清水江流域村寨，但主要考察对象在锦屏的文斗寨，因此在论述时主要探讨文斗寨的契约规范与法秩序情况。在时段上主要是清代，同时考虑到契约规范的延续性，书中也对民国时期的契约规范与法秩序情况有一定的涉及。”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四川彝族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对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三类。即当事人类、民间权威类、官方权威类。对纠纷类型与数量、纠纷解决主体、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主体的选择、纠纷解决依据、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彝族的大部分地方仍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在民事领域,同时纠纷的现代解决方式在城市的彝族与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对彝族之间的刑事纠纷,国家也加大了干预力度。我们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特剐是以情、理、习惯等为代表的民间法,以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实现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衔接;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唐代西州争讼文书与解纷机制研究

唐代西州争讼文书大致可分为田土纠纷、户婚纠纷、钱债纠纷、盗窃及其他五种主要类型。围绕大量存在的纠纷、冲突,西州民众、官府甚至冥界信仰等多方力量分别对纠纷予以化解,不断调适社会矛盾,形成多元化解纷机制,从而促使西州社会始终维持着良性互动和相对有序状态。     

论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四川省法院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因此,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涉诉信访制度的理性改进

涉诉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救济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倾向,引发诸多问题,如冲击司法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影响司法权威,妨碍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问题对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包括建立"诉"、"访"分离机制,改革与优化涉诉信访机构,构建涉诉信访的听证制度、终结机制、事后疏导机制、恶意信访惩戒机制等系列机制。涉诉信访改革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推动诉讼程序改革,增强司法公信力;发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实现诉讼案件的有序分流;培养法治意识,形成信法守法的社会氛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