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及启示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我国古代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 ,历来十分重视道德的教化 ,也十分重视对于为政者本身的道德要求 ,并把“德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理想。这一传统对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 ,无不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各级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古代…     

礼教视域下的汉代道德建设

汉代是中国古代利用礼教进行道德建设比较成功的朝代,不仅礼教和德治天下的理论不断完善,而且运用礼教推行道德教化的实践也逐渐成熟,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汉代在道德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全社会普及礼文化教育很有必要。     

勿食与少食

唐朝诗人杜牧在《与人论谏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甲谓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谓乙曰:“汝好食某物,须少食,若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谢之,减食。何者?遇险之言,则欲反之;循常之说,则必信之。此乃人之常情。这段论述耐人寻味。同样是善意劝说别人     

编后语

治国重在治吏，古人云：“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有其深刻的哲理。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正式施行，本期我们再次聚焦了公务员这一主题，选编的四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论及了公务员队伍建设。一讲诚信，二说能力，三谈道德，四议倦怠度。虽然不能说涵盖了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全部内容，但点到了当前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关节。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道德教育和德制

道德是可以教的,社会教化是可能的,道德因素式微不等于道德教育无力。道德教育是培养善的人格和追求善的治理的重要途径。对于把伦理学界定为一门制度设计的科学、把公共管理制度建设及其目标即“德”制作为获得治理秩序(伦理秩序)的阿基米德点的想法,要进行反思。     

传统道德与为官之德

荣辱观是中华传统伦理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几千年以前古代先哲们十分重视做人做事的荣辱是非标准。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苟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宋代的王安石说：“所荣者善行．所耻者恶名”，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做人一定要有廉耻之心．他们十分痛恨丧失廉耻感的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认为没有羞耻之心是最大的羞耻．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不知耻者，无所不为”。     

别眼识天工——《中国山水文化大观》读后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古代先哲们对自然山水的观照由来久矣。《周易·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反映了古人的自然审美观念,八卦中的“艮”与“兑”两两相对,象征着自然界中的山与泽,成为古代先哲窥测宇宙变衍的依据。     

试析老子道德论

老子道德论以道为核心,注重主体对道的理性自觉,遵道悟真,尔后由真而善,达于人生之最高境界。老子道德论的根本在于主体(个人)生命的完善,生命价值的拥有及生命本身的长存;其功能在于揭示人生及世界万有之真实,而不注重为善而善的教化。老子道德论对现代人及现代社会有重要裨益。     

亲属容隐制度对现今立法的借鉴

亲属容隐制度是广泛存在于多种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即：对于犯罪，亲属可以不揭发，有权拒证、隐匿、包庇皆不为罪。 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 《论语》有记载：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则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显然．在孔子看来正直的道德要求是：即使犯罪。     

崇尚“晚乃善”

今年“七一”前夕，南京市邮政局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现年78岁的离休老干部孙挺老人，将自己一张活期存单上的4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一次性地上交给党组织．这位有58年党龄的老党员，其先进事迹感人至深，令人深思，不禁使人想起了那句“晚乃善”的名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记述三羲之临池学书、晚年尤甚的从艺经历时指出：“羲之之书，晚乃善。”并由此引申：人修炼一技之长尚需“晚乃善”，要“深造道德”，则更需要这种精神和毅力了。不言而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其“道德”核心，就是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而“晚乃善”的内涵，…     

职业道德建设要有新的观念和方式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中应遵守的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社会公德的重要方面,是民族文化素质的基本体现,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在道德建设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孔老夫子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千古名训,奠定了中国古代道德建设以榜样引导为特征的基础。但是,任何理论和经验都有其局限性。清末辅国大臣曾国藩就清楚地认识到,像孔子、孟子那样具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抱负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更倾向于满足物欲和其他浅层次的享受,不可能指望大家都自觉地     

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美国行政学家F·J·古德诺认为:“政治与指导和影响政府的政策相关,而行政则与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关。”即政治主要承担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而行政主要承担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政党产生之前,政治与行政运行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政治与行政尽管存在着某些分工,行政只不过是皇权政治或神权政治的工具。中国古代权力机制是以皇权为中心,皇帝处于至高至     

我国行政责任制度的完善与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之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行政主体体系,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共识。而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则是提高我国行政人员整体责任的治本之策。     

廉不敢取

正"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明清)顾炎武《日知录·廉耻》【释义】礼义是治理的大法;廉耻是立身的大节。不廉洁便什么都敢拿,不知耻便什么都敢做。人要到了这种地步,灾祸、混乱、失败、灭亡便都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了。     

试论法治政府的道德诉求

道德作为法治政府的要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德法并举是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以德行政是以德治国的关键。当前,加强法治政府的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深化行政改革、进行道德立法、坚持褒善罚恶和加强社会监督。     

行政价值取向的回归--论以德治国思想中的行政观念

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我们倡导德治,并非排斥法治。德治与法治可以一起为我们所用,以建立一种“有张有弛”的治国风范。行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德”治国在行政工作中实施更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行政工作中的以“德”教化,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准,改进实际工作方式,进而达到一种既有法制又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行政观。     

行政之善的双重维度与实现途径

行政之善作为社会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价值期待,有两个基本的展开维度: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对这两个维度予以科学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行政之善实现的具体途径,不仅将推动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全面提升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使其所从事的公共行政活动最大限度地契合社会所设定地"应然",也极具方法论启迪。     

加强政治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加强政治道德的建设,由于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素质对公众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及目前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行为所存在的种种失范现象,显示了加强政治道德建设的必要性。要使“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得以实施,必须使行政主体的政治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是公务员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责任型政府必须研究行政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从行政道德的实现角度看,行政良心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自律机制,行政名誉则是其他律机制。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底线道德的再认识

道德是人们善的社会行为,底线道德是人们善的最低层次。“不损人”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底线道德。考察底线道德应坚持“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