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理论依据

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仅从数量上丰富了公共物品的多样化,而且从质量上提高和改善了公共物品的公众满意度,其意义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公共物品领域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为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公共物品的复杂多样性特征,使得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非政府、自治志愿性特征,为公共物品的“非市场、非政府”供给提供了现实途径。     

前瞻性政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以需求理论为导向的供给模式造成农村公共物品的低效或无效供给。鉴于此,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需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进行理论修正与现实检讨。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以及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其行政模式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回应性政府行政模式固有的缺陷使其无法跳出"回应性、需求——供给"为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怪圈,陷入供给困境之中。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必须借助于政府行政模式的变革与转型。前瞻性政府行政模式弥补了回应性政府模式的诸多缺陷,从根本上增强了政府的前瞻性,它是有效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可行性策略。     

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及其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物品包括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对其严格分类是进一步分析其有效供给的基础。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 ,有公共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两种途径选择 ,其中 ,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机制的选择上 ,存在必要性与可能性 ,但归根到底 ,仍然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充分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议程困境及其应对——以浙江甬村为案例的小集体分成付费制度研究

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农民个体事实性的"零负担"常常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到"议程困境"当中。为此,如何理解这一困境,并使该困境得以有效解决,构成了本文的问题出发点。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本文发现议程困境具体表现为某些公共投入因为空间外部效应引发收益不均衡,从而导致的不同村民群体针对村集体资金投向的恶性争抢现象。区别于以行政村为集体消费单位,且村民个体"零负担"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将行政村划分为若干居住空间相对集中、社会网络更为紧密的小集体,且以这些小集体为单位所形成的一套分成付费制度,是解决这种议程困境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理念创新

地方性公共物品因其区域性宜实行分别供给,地方政府应承担起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牵引、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复杂性等,地方政府供给理念存在偏差,即片面追求政绩,对民众需求考虑不够;供给物品的质量不高,质量意识不强;政府垄断供给,没有认识到其他主体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责任意识不强等。因此,地方政府应进行理念创新,即树立以民为本,质量至上,供给主体多元化以及责任理念,保证为民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     

大集团的行动困境与解决之道——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通过公共物品概念的引入,奥尔森提出集体物品的供给和集团的规模密切相关,并区别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他看来,普遍出现的搭便车现象导致了大集团的行动困境,其实质在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此,奥尔森提出了将选择性刺激作为解决方案。这些论述虽然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但是也受到了不少批评。     

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合作社制度--地方政府间博弈的一个林达尔均衡

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而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在这类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地方政府间博弈必然引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有效的制度创新是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基本路径。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博弈的一个有效的林达尔均衡。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制度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在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思维下步履维艰,表现为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制度低效、需求与供给偏离。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自上而下供给决策机制导致的低效率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必须依靠制度的重构,其关键在于农民需求表达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的引入。应该通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农村社区等多元主体和融资、竞争、监管和绩效评价的多元运行机制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农民公共物品的有效充足供给。     

论中国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职能定位

中国政府职能划分普遍存在“职责同构”现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存在职责不清现象。作为与居民联系最密切的县级政府,在职能划分上存在诸多困境。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县级政府的职能困境和比较国外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经验作法後,提出了县级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土应准确进行职能定位。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一事一议”制度安排

因国家和村庄集体组织的供给存在不足,村民自治组织便选择“一事一议”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农业税的取消更固化了农村这一制度外供给方式。选择这种方式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虽有些无奈,但国家借助它,寻找到了国家建设农村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与地方财政矛盾。不过,村庄宗族集团利益的争夺、纵横交错的权利结构等制约着“一事一议”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路径完善农村配套改革,尽可能地不要屏蔽村庄少数人参与村庄事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并努力使"一事一议"有法可依。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难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制度难题。首先,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集体选择过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权。其次,如何处理和应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主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提出了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论我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过度市场化及其对策

在我国转型时期，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错误倾向。当前，反思这一问题，既要科学认识公共物品供给的发展趋势，坚持公共物品市场化方向，同时也应通过强化公共物品市场化的政府责任，完善公共物品市场化的法律法规，选择符合国情的公共物品市场化范围和方式，以及构建三个部门共同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格局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化改革。     

促进内需增长的公共物品政府供给台理化分析

当前我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长中的重要职责,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保证内需持续快速地增长.其中,政府能否合理地供给公共物品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构建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社会性公共物品供给为主,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均衡,避免公共物品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实现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合理化.     

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承担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关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当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人们总是既期望通过公共物品供给来保证城市地域内企业与居民基本需要,又希望其供给能够建立在取得较高效率的基础上,做到既兼顾公平又提高效率。文章从对效率与公平的一般与特殊的解构入手,剖析了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失效的表现,提出了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选择路径: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私混合生长;提高供给回应性,鼓励选择性消费;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管理专业化。     

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理念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政府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打破固有的观念束缚,用先进的理念来指导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通过树立公共性理念、服务多元化理念、社会公正理念、民主正义理念、法治理念和追求效能理念,把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高到体现政府责任、实现社会公正和凸现价值正义上来。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形成机理探析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负担减轻的＂瓶颈＂,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缺位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主要表现。这一现状源于城乡二元分割、决策管理机制混乱、财政资金供给匮乏和政府职能角色错位等诸多因素。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在其中,地方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供给机制应该体现怎样的价值,供给体系应该呈现怎样的结构,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逻辑关系。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探究——基于X村与Z村的比较分析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等困境,在对比X村和Z村农村物品供给模式基础上指出每种供给模式的利弊,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多元供给主体发展、明晰供给主体责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供给效果评价机制等途径全方位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土地财政与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基于城市层面的经验

利用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土地财政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地方政府间在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城市道路等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而对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影响不显著,甚至显著降低了其中部分公共物品的增速。同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和城市级别并不能解释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地区性差异。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成交价款作为衡量地方土地财政规模的做法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偏向的财政动因;对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差异的探索性分析也有助于地区间资源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