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审一体化

侦审一体化是对侦审体制的重要变革。自公安部提出实行侦审一体化以来，公安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中外预审制度的比较，提出侦审一体化符合刑事诉讼的规律，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的观点。     

我国侦审体制改革的理论视域及其历史演变

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和认识我国的侦审体制改革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以侦审体制的设计必须以国家制度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诉讼目标为依归为理论视域，对我国不同历史条件下预审的职能与体制进行了分析。     

预审制度与侦审一体化

我国现行的预审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与西方国家的预审制度毫无共同之处,也不是对前苏联预审制度的全盘抄袭。西方国家的侦查体制中不包含预审内容,其预审制度是审判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侦审一体化的问题。我国实行侦审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刑侦、预审相对独立的侦查体制存在着影响办案效率的诸多问题。侦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侦审一体化的模式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允许多种模式并存。     

我国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的宏观思考和改革建议

刑事诉讼纵向构造关注的是特定诉讼阶段上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其中包括审判与其他诉讼阶段的关系、诉审关系、侦审关系、侦诉关系等等。我国应根据不同构造方式所体现的价值特点和我国的具体需要改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四大误区及校正

我国的侦、控、审关系存在着四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以侦查为中心。     

论侦查的谋略性与法律性

法律应适合侦控犯罪的实际水平和现实需要。侦查自由度与其程序规制性之间是有冲突的．这就需要建立适合于侦控规律的法制体系，研究合法用谋的原则技巧，在谋略性与法律性之间架起充分发挥案侦人员智慧的桥梁。     

司法体制改革下侦审关系之若干思考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深入发展和保障人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这一重大转变,是严格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侦审关系体系又一次跃进。本文从侦审关系的历史背景、"侦查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对比分析、改革背景下侦审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审判中心主义"下侦审关系之应对措施四个方面对此议题展开论述。     

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从侦、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地位和关系来考察，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职权式侦查模式。而就侦、辩、审三方在侦查中的关系而言，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行政型侦查模式。一、我国刑事侦查模式存在的问题,（一）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缺失,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或者强制措施的适用，都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我国看守所中立化改革立论依据辨析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资料表明侦羁分离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上的主要模式。分权制衡、诉讼中立、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等理论不足以推导出侦羁分离体制明显优于侦羁合一体制的结论。侦羁分离与侦羁合一体制的选择,与一国司法体制有重大关系,我国没有必要实行侦羁分离体制。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不表明我国应实行侦羁分离体制,应重在实质上的中立而非形式上的中立。     

我国看守所中立化改革立论依据辨析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资料表明侦羁分离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上的主要模式。分权制衡、诉讼中立、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等理论不足以推导出侦羁分离体制明显优于侦羁合一体制的结论。侦羁分离与侦羁合一体制的选择,与一国司法体制有重大关系,我国没有必要实行侦羁分离体制。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不表明我国应实行侦羁分离体制,应重在实质上的中立而非形式上的中立。     

诉侦体制改革探析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庭审方式 ,出现了明显的当事人化的趋势 ,这种角色的配置 ,加重了检察官承担的举证责任。现行的侦查、起诉、审判块状的各处独立的体制 ,致使检察机关在同为指控一方中 ,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证据取得的有效性和充分程度上的制约力明显不足。诉侦体制改革在提高诉讼效益的同时 ,更要注重检察机关与侦查部门的相互配合与制约。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谈谈侦诉合一

侦诉合一 ,其核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有权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指挥。侦诉合一的构想 ,确实能够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低下、侦查程序严重失控”等问题。因此 ,这一构想是积极的 ,但实现的方式 ,不是通过检察指挥侦查 ,而是应将刑事案件公诉权从检察权中分离出来 ,由公安机关行使     

我国侦查结构及其完善——以2012年刑诉法修正为背景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我国侦查程序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如侦查程序主体地位虚化、控辩对抗不足与缺乏中立的审查机关等。为进一步合理化改造侦查结构,我国应当确立侦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强化控辩对抗与强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等。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死刑案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问题探讨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为提高公诉案件质量而进行的机制创新,其符合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符合侦查程序的目的,有利于优化检警关系,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的庭审方式提高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部门应对这一变化的必然要求,作为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和主要内容的死刑案件,其程序构建应从主体、时间、方式三个方面进行。     

侦查终结报告制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的侦结报告存在着重有罪轻无罪、重综述轻论证、重实体轻程序以及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侦结报告应在实体方面加强对有罪事实、无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事实的关注和程序方面对强制措施、告知义务以及赃款赃物情况的进一步充实以及通过对侦结报告的科学设计,促进侦查工作质量的提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研究

捕诉引导侦查机制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为适应新的庭审方式,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加强与侦查机关联系的有益尝试.但在具体实践中,捕诉引导侦查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各地的具体做法也存在许多不足,有必要对捕诉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及机制构建重新审视.     

浅谈我国侦诉关系的重构

侦查权与控诉权的关系一直是近几年来法学界讨论的话题。检察机关作为以控诉为主要任务的国家机关,其所拥有的侦查权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而警察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常有冲突。各国现有的两大模式,即侦诉合一与侦诉分离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均不能适合我国的需要。为此,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经验和具体国情,构建我国的侦诉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