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关系探析

行刑关系也即监狱法律关系是指监狱法规定的，在对罪犯执行刑罚过程中，国家、监狱机关、监狱人民警察之间以及三者与罪犯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行列关系是监狱法调整对象的核心，但不是调整对象的全部，行刑关系的内容是监狱法明确规定的。监狱法的属性决定了行列关系的内容；行刑关系内容反映了监狱法的属性。从行刑关系的内容上考察，行刑关系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而监狱法属于行政法范畴。     

论环境犯罪行刑模式的重构

环境犯罪行刑是实现环境犯罪刑事判决的过程，环境刑法的保障作用需通过环境行刑体现出来的，可以对潜在的环境犯罪人起到震慑效果，起到特殊预防作用。尤其是在环境犯罪行刑领域，更应该重视对环境生态的恢复，从而起到警示环境守法的作用。所以应该对环境犯罪行刑的理念进行转变，实现行刑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以及变革环境犯罪行刑场所和对环境犯罪行刑中教育内容进行重构。     

行刑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而未规定行刑时效制度。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与合目的性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行为人已经改善 ;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 ;社会秩序复归平稳 ;社会正义。行刑时效的各项制度内容均应以行刑时效的根据为根据。在对行刑时效根据和制度内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现行刑法典中应增设行刑时效制度     

紧急状态下监狱行刑监督机制的创新发展——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分析视角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监狱行刑面临着罪犯安全保障、干警权益保障、行刑秩序运转以及舆情应对等各方面的挑战。监狱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传统的行刑监督的基本思路、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均需要予以变通,以适应紧急状态下监狱行刑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保障监狱服刑罪犯和监狱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完善追责机制,防止不当追责。对此,应当在明确监狱行刑监督原则的基础上,完善行刑监督内容,科学划定相关人员追责边界,并根据具体情境创新监督方式方法,从而使监狱行刑监督工作适应监狱行刑工作的变化,推动监狱行刑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行刑变更程序之价值分析

行刑变更程序是行刑过程中发生法定事由而依法变更原判刑罚的执行方法或内容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方法、顺序、步骤等的总称,它是保证行刑变更公正性的基石。行刑变更程序的基本价值在于:行刑公正、刑事一体化建构以及行刑立法之完善。     

科学化语境中的行刑个别化

个别化行刑是行刑科学化的应有之义，有符合刑事逻辑的应然根据和理论价值，但也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行刑个别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行刑走向，对我国监狱的行刑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监狱法中有些条文、监狱行刑工作的一些举措都体现了行刑个别化，但都在非自觉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实践中存在很多矛盾。我国应当倡导行刑个别化的理念，将行刑个别化确定为法定的行刑原则之一，对罪犯分类进行科学研究，构建行刑个别化的运作机制，以推进监狱行刑工作的改革。     

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定位及其影响

刑事执行权在授予刑事执行机关行刑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刑事执行存在的合法性。在刑事执行权的权力属性问题上,存在着司法权说、刑事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行政权统一说等不同见解。尽管行刑权与量刑权同属于刑罚权的范畴,但性质截然不同。行刑权的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其执行的内容不具有司法权属性。将行刑权定位为行政权,不仅有利于明确行刑机关的职能,推进刑事执行主体的变革,而且有利于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保障刑事执行的有序有效以及罪犯的合法权益。     

加强行刑监督的思考

行刑即刑罚的执行,是指行刑机关根据人民法院作山的判决、裁定,实现对罪犯所宣告的刑罚的活动。行刑监督则是指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及行刑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这项工作既有执法监督的内容,又有部分行政监督的内容,较之其他检察业务具有范围广、综合性强、涉及问题复杂的特点。加之一些同志对这项检察业务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不甚了解,以及立法不够健全,致使行刑监督工作开展得不够得力,成为整个检察业务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法制建设的更高要求,依法全面履行行刑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对行刑监督问题进行了几点思考,以期和同仁共同探讨。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根据俄罗斯现行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规定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包括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的刑罚的行刑社会化、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 ,假释和缓刑四项内容。规定行刑社会化制度的目的 ,在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对服刑罪犯的惩罚与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重新犯罪     

行刑衔接廓清——行刑衔接的内涵与外延

行刑衔接中的问题很多,实践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然而,究竟应当如何界定行刑衔接,行刑衔接都包括哪些内容却并不清晰.本文分析了实践中的各种提法,并对行刑衔接的具体指代进行了界定,即行刑衔接指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需要刑事处理时,案件从行政执法程序向刑事司法程序流转的过程.在外...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终身监禁变更执行的法教义学分析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只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但从法理及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对于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罪犯,无论其是在原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后来又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的,还是原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和无期徒刑服刑期间,都应当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计算问题探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起算的基本规则是合理的。至于不同情形下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起算和刑期折抵则应分别论之。     

国外社区服务刑述评及借鉴

伴随着各国探寻监禁刑替代措施的历程,社区服务刑在国外异军突起,并有扩大适用的趋势。社区服务刑在减少监禁刑适用、促进罪犯社会化和降低行刑成本等方面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我国目前尚未将社区服务引入刑罚体系中,因此,深入研究国外刑法中的社区服务刑,借鉴其中的合理内核,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罚制度和罪犯处遇制度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拘役刑的适用特点探析

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刑法第43条规定,应将拘役刑的执行机关限定于公安机关的看守所。不论是采取"六个月以下说"还是采取"一年以下说"作为界定短期自由刑的期限标准,拘役刑都不容置疑地应被列入短期自由刑的范围之内。拘役犯的部分有偿自由刑待遇包括执行期间可以回家与酌量发给报酬两项。拘役刑是刑种由轻到重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拘役刑的规定使刑罚体系严密完整。     

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的反思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共同构成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的刑网体系,但是在法定刑设置上,对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与上述两罪并不协调,也存在漏洞;罚金和拘役功能相同,并处罚金不能实现特殊预防,应增加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轻微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刑罚配置,同时就危险驾驶的结果加重犯单独作出规定,以便与相关条文相协调。     

对监禁刑向非监禁刑转化工作的思考

我国在监禁刑向非监禁刑转化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讲,我国有重监禁刑、轻非监禁刑的思想和司法现实。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在观念层面为非监禁刑鼓与呼,在立法层面为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转化减少障碍,并逐步扩大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规模。     

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是近代西方国家监禁刑政策发生转变的动因之一.国际社会有关监禁刑政策的一系列规定均体现了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监禁刑政策在刑罚目的、手段以及罪犯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我国的罪犯人权保障制度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试论监禁刑执行制度的变革

监禁刑以惩罚和改造罪犯为目标,监禁刑的执行关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目前我国的监禁刑执行制度缺乏人性化,容易连带剥夺犯罪人一些合法权利,此外,传统监禁模式固有的弊端也阻碍了犯人的再社会化,因此,有必要变革监禁刑执行制度,倡导行刑的人性化与社会化。     

从刑事执行理论的发展看审前羁押制度的变革——审前羁押制度研究之关系篇

审前羁押与审后羁押或者说明刑事执行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近些年来,刑事执行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也引起了司法实践的回应.刑事执行活动迅速发展与我们国家的现存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借鉴刑事执行制度的发展,我们有必要考虑在审前羁押手段的适用、变更、解除以及被羁押者的处遇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