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朝官员预借养廉银研究

养廉银制度确立之初,官员按季或按月支领养廉银。乾隆时期不但确立了月选官预借养廉银制度,而且特简官员预借养廉银也成为常态。月选官多为贫寒士子草茅出任,通过预借养廉银,为其提供赴任路费,使其免受高利贷之累,以肃清吏治;特简官虽为一二品大员,其中亦不乏缺资之人,他们或因生活贫困、或因清还债务、或因升调带来的盘费开支、或因公务支出,亦需预借养廉银。前者从户部预借,整个借还过程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后者从所在藩库预借,没有形成制度,具有临时变通的恩赏性质。官员预借养廉银利弊共存。     

乾隆朝治理“邪教”对策研究

乾隆间,邪教活跃,政府的对策日趋严厉。首先,把邪教案件由普通性犯罪上升为政治犯罪,依反逆律重处;其次,改变过去案发才查拿的做法,要求各级官府平时积极主动查访缉拿,一旦案发,则要求严索穷追,严刑重惩;第三,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强化社会控制,构建预防邪教犯罪的机制。严厉的邪教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对策过于严厉偏激,失之康熙朝的宽仁和雍正朝的稳健,这使乾隆朝治理邪教的实践充满血腥和暴力,结果不但没能有效控制邪教,反而造成社会恐慌,诱发多次邪教起事。     

古代民与官，斗与不斗

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导致了官和民对立的状态,在强权和弱势的较量之中,在斗与不斗的选择之间,正邪善恶终难逃历史的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