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以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为例

法律解释需要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文本的含义进行挖掘。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对法律适用的准确度至关重要。可以说,目的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在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中,法官正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通过对立法目的、法益保护和社会危害性的明晰和论证,来认定被告构成犯罪。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目的解释运用不当,势必会对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在强调罪刑法定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注意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仍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审判视野下刑法解释的方法选择及适用——从法官立场出发

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只有通过法官的解释适用于具体案件,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在我国当前法治水平下,法官释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既不能破坏刑法保障机能,但也不能受制于形式主义,而应当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选择合理的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解释结论既合法又合理。     

共同过失犯罪研究——以一起失火案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共同过失行为却运用了共同犯罪中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处罚原则予以判决。故迫切需要对共同过失犯罪进行研究,以期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基础。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体现

1997年我国新刑法第三条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人权平等和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漏洞。这种情况下刑法解释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在刑法解释中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做到刑法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真正统一。     

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

现如今,社会上各种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刑法适用的解释必不可少,本文首先探讨积极刑法理论和刑法适用解释的相关内容,然后讨论使用类推适用的方法解释刑法规范的特点,最后谈论为什么扩大解释产生的理解偏差在人们的可接受范围内,希望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学者提供参考意见。     

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与扩张——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切入

本文介绍了基层检察院受理的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例,罗列了对此案三种不同的定性观点,并运用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分析,进一步试析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限制与扩张。     

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罪刑法定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相应的帮助外国人获得入境证件或者滞留许可的“中介公司”也应运而生,这些中介公司往往采取出具虚假材料的手段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极大扰乱了我国出入境管理秩序。国家在重拳打击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笔者发现在打击有偿出具虚假材料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过程中,因《刑法》仅在三百一十九条规定骗取“出”境证件罪,而未将骗取“入”境证件规定为犯罪,司法实践有部分案件被认定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在法律适用上有类推嫌疑。建议立法机关增设“骗取入境证件罪”,以解决打击需要与法律滞后之间的矛盾。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 ——以检察机关适用为视角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为加强境外追赃追逃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对检察机关的工作提出挑战,检察机关应当在全面审查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建议适用的制度,明确其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异同;也不应因被追诉人不在席就变动证明标准,避免审查起诉环节被人质疑是否有违公正;同时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