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修辞说服理论的语用有效性分析

作为对司法过程中价值因素予以较多关注的法律修辞方法,其本身修辞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建立在语用学转向基础之上的说服性实践论辩。因为无论微观修辞技巧还是宏观修辞论证,都是一种语用型式的表达,论辩中的语用有效性是修辞说服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和把握拓展着有效性概念的理解,使对案件的分析由静态关注转向动态研究;二是主体间性共识的达成,保证判决得出作为“好论证”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的合法性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是根据法律所进行的论证,因而任何一个想释清法律论证的人,都不能回避法律论证的合法性。法律论证的合法性在我国是指合制定法性。具体而言,是指在认定案件事实、寻找法律规范、作出判决时都必须以制定法为依据,在论证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无涵摄关系时,要以整个法律体系为基准。将法律论证的合法性解释为合制定法,似乎有点机械、僵化、呆板,但这可以通过法律论证的合理性、融贯性、可接受性予以解决。     

法律推理与公正判决

法律推理是形成公正判决的基础.法律推理是贯穿司法审判活动始终的,是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在成文法国家,简易案件通常仅借助演绎推理即可形成公正判决,但在一般疑难案件中,则须借助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类比推理等形式来寻找案件的大前提和进行涵摄,而在特殊疑难案件中,则更需要借助漏洞补充、调解、价值衡量等方式,方可形成公正判决.     

刑事判决书论证的结构和方法

刑事判决书应运用各具功能的多种方法综合论证,包括逻辑方法、修辞方法和对话方法。逻辑方法是使判决具备合法性和形式公正的基础。修辞方法是增强裁判结果说服力的必要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判决具备可接受性。对话论证能为法官裁决的正当化提供充足的理由,使判决具备合理性,体现程序正义和司法民主。     

民商事裁判中的法律论证及其可接受性研究

在民商事案件裁判中,法官往往只重视裁判结论而忽视法律论证,或者法律论证不缜密导致结论不具有可接受性。裁判过程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其可接受性首先应体现在被法学专业人士所认可。扩大裁判文书公开范围、完善裁判文书的格式,重视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是增强裁判可接受性的重要路径。     

法律论证的性质和规则——司法的能动性及其限度

法律论证过程中，逻辑、修辞和论辩方法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明确强调的是以下两点：法律论证需要理性讨论；逻辑演绎的有效性是法律理性形成的基础。法律论证的性质：法律论证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创造性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寻求一般性前提理由的方法；法律论证是批判性的、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法律论证的性质说明司法有其能动性。把法律论证置于动态背景——论辩之中讨论，从认识论、逻辑学和法律的角度看，法律论证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表明了司法有其限度。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成因——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原创性的提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成因.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思维的错位与修正——兼论“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

把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当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是逻辑思维的错位。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定之间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法律规范是一个整备的体系,其逻辑结构具有立法体系化表达的方法论意义,但并不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其逻辑结构兼具立法表达和司法运行双重意义,且可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由预设条件、行为指向和法律效果三要素构成,一般通过几个法条结合进行表达。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立法层面的存在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指引功能;动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司法层面的运行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调整功能。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关于《婚姻法》离婚条件的思考

我国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其中关于"离婚条件"的内容曾在全国引起争议.本文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及其立法思想提出质疑.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对婚姻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相邻关系制度研究--一种类型化的尝试

类型化是介于抽象概念与具体规范之间的一种中间的思考形式,其作用在于揭示某一法律制度之内在的意义关联,这对正确理解、适用及发现法律规范具有重大意义.民法相邻关系具有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更新较快等特点,以往"零售式"的研究方法无法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相邻关系制度之内在的意义脉络,为此,需要借助类型化的思考.民法相邻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每一种类型体现出一个不同的主导原则,其法律制度构成亦不相同.     

论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警察权与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警察权是普遍人权得以保障的前提 ,警察权是对部分人权的限制 ,警察权要受到人权的制约。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存在冲突 ,表现为警察权侵犯人权 ,警察权的行使遇到阻碍。因此要协调好警察权行使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即加强对警察权行使的监督 ;加强正面宣传 ,使公众理解、配合和支持警务工作 ;加强对公众的法制教育 ,提高公众的守法意识 ;提高警察队伍素质和警察执法水平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明确警察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