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论派出所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派出所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派出所应根据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相关规定及公安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树立“防范是基础、处置是关键、善后是保障”的观念,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并建立相应的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处置机制和善后机制。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优化路径研究——以N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离散社会凝聚力,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破解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难题迫在眉睫。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以N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为研究对象,剖析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根源,分析事件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机理,从消除"燃烧物质",掌控"助燃剂",降低"点燃温度"三方面着手,探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提出构建"份子钱"定价机制、诉求表达机制、预防工作机制等对策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以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化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地领会并把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尤其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方面的重要性。坚定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群体性事件预防化解的现实困境,探寻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基于社会沸腾现象观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分析——以L县保路运动为个案

为了让群体性事件更为形象化地呈现,本文将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液体沸腾及其发生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制做类比,通过对液体沸腾过程的观察和分析,展开对L县保路运动发生机制和逻辑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过程,群体性事件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结构、民情基础、社会情境、地域空间,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等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逐级推进的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本文试图以社会沸腾现象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以便较为形象地呈现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     

试论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聚积到一定量之后裂变的结果,具有"突发性"特质。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是,在正确认知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提高风险意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构建社会利益均衡与诉求机制,积极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多维发力,防止各种矛盾和冲突因子积聚而发生"基因突变"。     

北京市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基本模式及其完善

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的善后措施等。这些措施对影响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怨恨生产和解释"、政治机遇结构、组织动员结构等因素都有着较好的缓解和抑制作用,有利于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北京的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机制仍存在诸如制度化程度不够、整体联动不够到位等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利益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危机,对个人乃至社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从利益视角出发梳理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机制,构建以利益为核心的调节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贵州瓮安6·28事件"暴露了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行政紧急权力边界模糊不清、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不准、应急终结难以适时等问题。为此,应从社会动员制度、行政紧急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规则,以及公民与法人合法利益受损的诉求制度等基本问题入手,构建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实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的法治化、经常化。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执政能力提升

本研究通过分析网络新技术、网络社会思潮、网上意见领袖、网上网下互动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找出政府应对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借助政治学、社会学及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网络权力的运行机制、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维持机制以及议程管理设计等方面进行剖析,最终提出建构适应互联网执政环境的"科学治理观"。     

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研究——以主体双方互动为分析维度

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基于主体双方的互动分析构建群体性事件的现场治理机制是直接且有效的途径。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重建群体性事件主体双方的信任结构,同时,对导火索事件和现场控制的重视以及引入第三方沟通平台也是现场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存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不当两大问题。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半官半民"的性质、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多种协商方式等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拓宽人民政协社会协商职能,构建人民政协社会协商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和平台作用,助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科学化。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疆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

新疆作为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受历史、地缘、宗教、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表现出复杂性、敏感性、民族性等特征。为了使新疆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及应对机制趋向完善,可以通过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加强网络舆情监控等方面进行思考,提升新疆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能力,服务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社交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得以利用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信息又会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进而诱发更多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插手我国内政,使得群体性事件不断由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向复杂的政治诉求,进而破坏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发现利用网络社交媒体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对策,进而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重任。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思考

在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包括: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社会作用、主导方面、防控重点等。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它在对社会稳定形成干扰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社会管理者相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事件的主导方面,公平正义的缺失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标本兼治、治本为主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方略。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灰黑”势力及其治理

近年来,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封建迷信势力等灰色势力不断染指农村群体性事件。或是制造矛盾,或是出谋划策,或是红黑勾结,导致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复杂化,矛盾冲突暴力化,行为对抗组织化。为此,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政治诉求机制,打击"灰黑"势力违法行为,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以遏制"灰黑"势力介入农村群体性事件。     

县域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以甘肃永昌“12·30”事件为例

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群众的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县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低关注度与日益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甘肃永昌"12·30"事件就可以看出我国县域群体性事件发生、爆发以及善后过程。应结合县域城市特点,从县域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酝酿、爆发以及善后四个阶段构建我国县域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