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知识产权制度异化的国家博弈分析

知识产权边界范围和权利内容的不断扩张,对私人利益过度追求而导致“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大量产生,都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激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和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异化”.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由于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博弈力量的不平衡,更容易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范围内被“异化”,继而将“异化”导入个体的国家,尤其当创新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发达国家更是希望通过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来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这将加深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程度.但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中国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政治经济地位的大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构建过程中,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参与和引导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知识产权新规则.     

收容制度若干问题的法理分析

收容遣送制度设置的目的是为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特殊困难群众的基本权利。收容遣送制度被“异化”的原因不在于收容制度本身 ,而在于收容制度形成异化的社会基础———城乡二元体制 ,以及保障这种二元体制的法律制度———户口登记制度。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应当从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 ,从根本上规范公权力的行使 ;同时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论“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及对策

“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狱侦耳目”制度作为一项刑侦手段,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破坏监管秩序,或者引诱犯罪,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危及法治的实现和人权的保护.为防止“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首先应该在立法层面对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限制;其次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对由“狱侦耳目”作出的证人证言谨慎对待,最后即使必须使用“狱侦耳目”,也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试,若有违法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论核准制下保荐人地位的重构与法律规制

保荐人被称为证券发行环节的“第一守门人”。现实中，保荐人为迎合监管者或出于利益考量，极易失去独立性，导致其职能与法律地位的异化。因此，在现行的发审模式核准制具有一定程度必要性的制度背景下，对保荐人地位进行重新架构，明确其与监管主体、其他中介机构的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各相关主体的责任层次，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保荐制度作用的发挥．并将推动证券发审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     

论行政权的异化与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行政权在实际行使过程中不断被滥用而产生异化现象。行政权异化威胁着民众权利与其它权力的行使，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应予高度重视。本文在界定行政权、深入分析行政权异化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以“非零和博弈”理论为指导来建构有效的行政权运行机制、治理行政权，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问题

律师在场规则的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被讯问人的辩护权利乃至人身权利，防止羁押性讯问权的异化，进而确保“有罪供述”的自愿性和稳定性。在中国确立律师在场制度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确立这一规则，而是如何通过配套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来保障这一规则能够在确立之后得到真正实施。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职权性审查

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民事个案中认定驰名商标，本是保护驰名商标的重要执法措施。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出现了被“异化”和“神话”的现象。司法层面上的原因是驰名商标诉讼中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被弱化。认为驰名商标诉讼的目的和价值决定驰名商标诉讼中应强化法院主动审查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在司法实践中从程序上构建判前内部审核制度和实体上强化司法主动干预两方面规制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制度。     

强化人大监督 推进检察工作

人大作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我国政权体系的核心。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决定与执行的关系。因此，“一府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决定，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防止公权异化和权力滥用，推进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     

听证会何以频繁遭遇公共信任危机

听证会所遭遇的公共信任危机，根源在于听证会制度的“异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听证会，原本是为了鼓励多方参与者真诚地进行表达、交涉、协商，来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进一步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强的可接受性。但在实践中，一些听证会成了精心裁剪的时髦而华丽的外衣，被用来打扮、包装政府部门的决定。当然，公众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套上听证会“马甲”的公共决策并不能让公众信服，而只能使他们质疑听证会的意义和政府部门的诚意。     

报复检控防范视角下检察内部监督制约之完善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检察机关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更加凸显，相关实践难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惩罚被追诉人主张诉讼权利的“报复检控”，虽源于美国辩诉交易实践，但因同为协商性司法所固有的结构性风险，加之种种期待性利益的驱动，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亦有了更多可及性。实践中，检察机关针对被追诉人悔约上诉行为的跟进式抗诉，就是“报复检控”思维的一种潜在异化。目前，检察机关虽有相对系统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但因未对该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导致出现了阙如。应致力于促进检察官坚守客观义务，在实践中激活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     

驰名商标保护的异化与理性回归

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随其保护范围和保护标准的演进,历经了消费者中心主义和商标权人中心主义,但至善至美的价值目标应是商标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精妙均衡与和谐.我国驰名商标保护过度关怀商标权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导致了世所罕见的认定异化—立法异化—司法异化的进路,认定方式异化为主动、批量、集中认定,认定效力异化为全域长期有效,认定标准异化为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保护范围异化为全类一统保护.要彻底实现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理性回归,必须深植其价值目标之“根”,培育其价值理念之“土”;重塑其事后终极救济性、被动、个案认定的即时有效性的运行机制;建立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优化制度环境,规制认定自由裁量;规范企业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驰名商标被质量问责的反思

驰名商标“质量门”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的质量问责,就驰名商标的制度设计而言,质量问责驰名商标是个悖论.悖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驰名商标的异化现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认定条件的异化认识.通过分析驰名商标权利人的义务得出了质量问责驰名商标这一悖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将错就错”地把质量要求纳入驰名商标的认定因素中,是当下解决驰名商标被质量问责的有效制度安排.     

滥诉之辩：信息公开的功能异化及其矫正

“滥诉”在行政法学界是一个鲜少被提出的概念，“陆红霞案”中法官对于“滥诉”规制的主要依据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考察民诉中的“滥诉”理论，界定滥用诉权存在“四要件说”与“两要件说”，前者对应侵权责任规制路径，后者则对应诚实信用原则。在承认公法诉权说的理论前提下，行政诉讼法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两者具有参照适用的可能性。然而，本案法院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时均存在处理失当之处，相较于滥用诉权，本案或许亦有滥用审判权之嫌。在权利与权力冲突背后，信息公开制度呈现出某种扭曲的“异化”状态，承受为信访分流压力的同时，囿于“特殊需要”条款的误读，正发生着与卷宗阅览竞合的趋势。构建公文管理规则以强化主动公开、设置依申请公开的专业引导机制、重新检讨主管机构设置可以达到制度矫正的效果。     

必要性与可行性:“被遗忘权”制度的引入之辩

数字化记忆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重要表征。“被遗忘权”制度的提出,突显了公众对“过度记忆”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的抗拒。但是,“被遗忘权”在本土化移植问题上面临着权利实施必要性、权利实现可行性双重困境。一方面,“被遗忘权”所欲保护的利益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删除权”所涵摄之内容重叠;另一方面,“被遗忘权”的引入会影响公众言论自由权及知情权的行使,危害良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同时,由于“被遗忘权”的权利内容过于宽泛,易被异化为一种“特权”,从而影响互联网信息的流动,抑制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目前不宜引入“被遗忘权”。     

“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论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困境症结及破解路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中心

司法鉴定的立法虽然为我国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因立法的缺陷和制度内部的张力被异化成为“分散管理”依据,造成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出现窘境。破解其难题的路向则为借助于《刑事诉讼法》对鉴定问题的修改,使鉴定归复其应然的位置,并在《决定》的基础上制定《司法鉴定管理法》,从而完善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体系,真正建立起统一管理的司法鉴定制度。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理论界已成定律,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又是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有关规定的缺失,使行政诉讼异化为行政机关、相对人和法院之间的“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严重弱化了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督制约和社会和谐促进功能.基于现实的需要与发展,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具体包括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评析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笔记本1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由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和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阐述两部分组成。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用“异化劳动”这一范畴生动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由于其异化逻辑是以先验假设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是唯物主义的。     

《高老头》——有效的“年金”

靠年金生活的房客 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通过痴心父亲高老头，在被榨干了最后一点钱财后，被两个女儿抛弃，最后痛苦死去的故事，描述了“崇高的父爱”在金钱下的异化，演化为泯灭良心，灭绝人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