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世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称谓。这一模式的形成,是数代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与世界上其他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模式具有一系列鲜明的个性特点。它的形成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与政府创新

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中国模式在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以多个层面的发展失衡凸现出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鉴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障碍在于政府权力一方面过多介入微观经济,另一方面又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位,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中国模式可持续能力建设,其根本在于政府创新。     

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兼论“新道统论”法哲学的理论意义

中国法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一直自觉主动地接受西方法学的滋养,它的恰当表述与其说是"中国的法学",不如说是"法学在中国"。与"法学在中国"、"在中国发现法学"这两种对法学知识谱系的论证不同,魏敦友教授提出的"新道统论"突出了中国法学的历史之维,从子学、经学、理学、法学的视角来论述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并自觉地寻找新的概念体系来创造"中国的法学",对重塑中国法学及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道路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弗朗西斯·福山从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捍卫者转变为重视国家建构的审慎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历史终结论"向政治秩序论的理论演变。"历史终结论"的目的在于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进而终结世界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当代,福山并未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但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事实层面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鉴。     

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及其批判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西方话语"陷阱",即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例如西方民主话语凭借"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一元化"等话语攻势企图垄断民主标准的制定权和民主模式的主导权;及通过制造一系列"陷阱"理论来质疑、构想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影响,例如国强必霸思维模式下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作为霸权稳定论思想延伸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对这些"陷阱"理论要尤其注重批判性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在于以"抽象的人"为认识论原点,将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与具体的实践环境相分离;且由于对认知主体的确定性把握不足,导致"陷阱"理论频发和"普世性"思维模式下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和轨迹普世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现实的人"及其所处于的历史环境为认识原点,才能走出西方的话语"陷阱",正确认识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美国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实质与影响

作为国际社会中"中国责任论"的主导者,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表明其对华战略的新调整,意图在承认中国崛起的基础上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不断热炒的"中国责任论"是一把"双刃剑",将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双重影响。     

维稳模式的反思与新道统论的当代意义——从道器之辩切入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未定型时期此既需要新的治理模式,也需要新的知识论来反映这一伟大时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思想之所以为中国思想,就在于内在的稳定和延续。新道统论作为一种法哲学主张既在道论的脉络中发展了思想,又通过新的知识形态反映了时代要求。稳定至上的治理模式在传统中国具有历史结构合理性,但与工商社会、法学时代格格不入,需要对内在紧张的生成逻辑予以勾勒与解释,这是新道统论体系中重要的命题之一。有必要从道与器的关系性视角来细述中国思想与治理模式的关系及反思当下稳定至上的治理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     

理论创新与对中国模式的正确认识

虽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场合讲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是,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同时,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内容时,也并未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使用。所以,邓小平当时讲的"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在特定场合下使用的术语,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但是,21世纪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具有了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支撑——基于世界意义的论析

中国现代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西方学界引发强烈反响。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研究主题转变,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注存在明显的"不具特色论"和"可复制论"的误读。纠正这种误读的关键在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真正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立论之本、发展之基、时代之选,是中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原因。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远高于一概而论的某种"模式",它是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模式相比,有其自身的典型特点。同时,"中国模式"的成功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还是对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