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多元文化史观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从多元文化史观和文化形态史学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并试图揭示危机产生的根源,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强烈反应。斯宾格勒的多元文化史观及其史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革命同现代化不予盾

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斗争，一些人故意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宣称要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而经过这样的所谓“范式”转换，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不能简单地用“革命史观”来概括。     

论李大钊的民彝史观

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心性理论。民彝史观是李大钊最早接触、学习和接受唯物史观的重要桥梁。民彝史观也使李大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中国人,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理性与社会进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论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迫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哲学论争,突出表现在卢梭与伏尔泰以及狄德罗领导的百科全书派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以卢梭为代表的另一方相信感觉,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丰富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理性,共同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因此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思想养料。     

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谈武汉文化个性研究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现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兼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冯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地方史志研究,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史纲》等书,与人合著《中国古代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等。2003年4月18日下     

五四精神依旧很新鲜

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系列转折和变化,成为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也孕育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伟大精神。今天,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新鲜。     

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叙述方法

审美文化史的叙述介乎审美意识史与美学思想史之间,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文化现象上,而是要寻绎其背后的深层理念,包括理论、思想、逻辑、观念等。它们作为统合力和助推力,贯穿于中国审美文化史之始终。因此只有在深层理念上有所更新、有所突破,中国审美文化史叙述的创新开拓才是可能的。今天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要取得进展,应将以往被忽略但意义重大的细部作为研究重点,并在写作路径、框架和体例等表象形态的设计上有所体现。在中国语境和汉语系统中,对于"文化"概念的重新理解,为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也为其叙述方法开启了一条新路。     

文化史上的历城四大家

“宋词二安”李清照、辛弃疾，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清代文献学家马国翰，并称为文化史上的“历城四大家”，他们积淀了历城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恩格斯对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的重要贡献

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的贡献不可忽视。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一起揭示了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还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完成了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的总体性建构。晚年恩格斯更是在面对一系列质疑和责难中捍卫并发展了唯物主义文化结构思想，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天南地北一奇山--游葛仙山有感

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浩瀚长河里，可谓群星灿烂，百舸争流。葛仙山集传统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又是自然风景区，成为江南胜地的一大奇观。     

群众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也是自身不断发展创新的历程。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以下简称“群众史观”）。十八大报告再一次强调了坚持群众史观的重要性，并将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就说明，群众史观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指导新时期改革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因此，研究群众史观的当代价值尤为必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１〕朱立元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包括的范围实在太大。《中国文化史》丛书主要在·传·统·文·化的意义上讨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再加“史”，则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史...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概述

我国接触到文化史领域是"五四"时期。那个时代,随着西学 东渐,不少欧美和日本的文化史专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一现 实对我国学者研究文化史是一个推动。而20世纪前半期兴起的 文化论争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史这一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至20 世纪40年代,文化史研究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文化 史专著。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研究文 化史的目的所在。在此我们试图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梳 理,以便更好地了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     

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群众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基于《神圣家族》的解析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群众史观的考察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创立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文本中去。青年黑格尔派的群众史观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直接理论参照系，其群众观实质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英雄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进行批判性解构中建构了群众史观。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指认以及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论证，使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人道主义历史观向革命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转变。     

"云南文化史丛书" 简评

由范建华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云南文化史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文化工程,由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著名学者撰写,自史前时期至近现代,从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层面构筑起较为完整和全面的云南文化史.丛书包括《云南史前文化史》《古滇文化史》《爨文化史》《南诏大理文化史》《元明清云南文化史》《近代云南文化史》,是云南学术研究取得的又一个丰硕成果.     

理论圆熟开生面 识见卓异启新知——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论

冯天瑜先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关注、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并取得卓异成就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先生在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兴起的学术意义、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文化生态学说的引入及中国文化生态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段、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众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影响深远。先生曾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宏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此一心语是先生文化史研究之学术理路的夫子自道,给后学以珍贵的教益与启示。     

从文化精神出发研究湖北文化史——读《湖北文化史》

<正>几年前,曾读过周积明先生的文章《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文中讲到:“文化史的独特思路在于:它自始至终关注的是,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文化性(包括民族的心理性格、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正因为如此,文化史研究的重心,理应在精神的物化或物化的精神,在民族精神的‘外显’和‘内隐’。”这篇文章对于文化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生给予了诸多方法论上的指导。几年后,由周积明教授主持编写的《湖北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正是在这种研究思路下集结而成的,为我们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余秋雨谈公安文化

著名文化史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完成其对四大文明贴地穿越、对欧洲文明亲身考察之后。近年来又奔波于世界各地及国内各省市。致力于向全世界、全国各界介绍和解答中国文化的学术演讲。4月25日，余秋雨先生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为“全国公安文化工作培训班”学员授课。本刊记者对余秋雨进行了独家采访。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策略的现代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秉持的文化理念与立场，通过付诸实践蕴育了多元文化生态不同面相及其共生互融，由此构建了一种真正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化精神。这一策略性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由于具备新的时代意识，因而彰显出现代性特征。     

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性——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史观

本文通过批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史观 ,阐明了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性 ,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