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论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主张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级,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论就被称之为"二次革命论"。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比较,以期找到两者的异同。     

毛泽东“三个世界“论与邓小平“东西南北“论之比较

“三个世界”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他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对国际形势作出的科学概括。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论 ,提出了“东西南北”论。了解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对进一步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向和我国国际战略 ,外交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两个理论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下的产物。二战后 ,世界格局伴随着各方实力的消长而发生着变化。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 ,国际社会突破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 ,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     

解读“多元智能”论

本文论述了"多元智能"论及其对中职英语教学的启示。     

对“艺术界”理论与“艺术制度论”的质疑

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迪基的"艺术制度论"针对的是非传统的西方先锋派艺术的合法性问题。但这种对某个时段的艺术现象的合理性解释是有其限度的。我们所要质疑的是,是谁构成了"艺术界"?艺术品的价值是由谁赋予的?艺术品是作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还是现成的世界?艺术品是"展览馆"公众艺术,还是"雅集"私密艺术?     

《新民主主义论》并未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长期以来众多著述认定,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然而,我们通过追本溯源的历史考证与分析,发现上述观点是基于版本原因得出的错误结论。     

“南陈北李”缺席“一大”原因新探

“公务繁忙”仅是当时的一个现象，与“南陈北李”缺席“一大”不是因果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在诸“公务”中都没有选择出席党的成立大会，明显反映出当时的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这次大会的意义估计不足，进而对大会不重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恩格斯“合力论”思想的发展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恩格斯提出了“合力论”思想,让史学理论界深深折服。但这一宏观理论对构成“合力”的基本力量未作深入具体分析,成为史学理论界积极研究探索的遗留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是对恩格斯历史发展“合力论”的新发展。     

论陈独秀当选中共“一大”总书记之原因

陈独秀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共"一大"的总书记,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北进南进论”到“南进论”——“中国通”大谷光瑞与台湾

大谷光瑞是日本近代佛教家、探险家,以组织所谓亚洲"内陆探险"为世人所熟知,一生长期在华渗透。大谷光瑞在我国台湾的活动及其与台湾的关系,总体上分为几个方面:以1914年开启的放浪之旅与1917年首次来台为契机,提出"北进南进论";193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来台湾,并以《台湾岛的现在》等著作为依托,为台湾总督府出谋划策,鼓吹"南进论";1940年开始以豪华别墅逍遥园为据点,一方面逍遥自适,另一方面撰写"兴亚"计划,培养"兴亚"人才,主张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中心,服务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扩张国策。     

“猫论”再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通俗简洁的“猫论”，给改革开放的前期，给当时的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探索勇气。50年来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猫论”功不可没。然而，今天人们似乎对它有些淡忘了。不妥。“猫论”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从“我”与“你”的四重关系论“我”与“无限的他者”

“他者”的显现和如何面对“他者”的显现的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哲学家及非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20世纪的哲学家们震惊于战争对人的无名化和人在无名中的沉沦，展开了对自我、他者、生存、责任、死亡等一系列范畴的追问和探讨，萨特、勒维纳斯、布伯、赫舍尔等从自己的切身领会出发直面了这一系列的关于“我”与“他者”的问题。     

毛泽东的“外交革命”与“革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外交革命＂以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与＂外交革命＂一脉相承,毛泽东开展一系列＂革命外交＂行动,以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然而,＂革命外交＂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复杂的,对它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次革命前后的文化心态与宪政挫折的探析

民国初年,引进议会政党制度,开始了宪政试验。由于革命前对宪政有一些误读,传统的一元政治文化影响,政治派别在政治活动中缺乏和解, 最终选择了暴力。二次革命打破了辛亥革命后的实力均势,导致了宪政挫折。     

“一国胜利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关系

1915年,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它是根据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形势提出来的,它是被俄国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1924年,俄共(布)党内围绕着要不要建成社会主义、建成怎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论战,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等人的论战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客观地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独秀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之比较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是革命领导者的重要任务,是影响革命进程、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陈独秀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存在三方面的差异,即在农民阶级划分、农民运动地位、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方面认识的差异。差异存在的原因是由两人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的不同、能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运用的不同、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认识的不同这三方面决定的。本文通过对陈独秀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比较,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要根据中国国情,重视农民问题,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     

论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是“伟大工程”的思想

毛泽东始终把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位。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任务和党员队伍的状况,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等方面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思想,并构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论毛泽东对“两次结合”之“突破口”的选择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其“突破口”的选择非常重要。毛泽东所以能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选择农民问题息息相关。农民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能够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客观规律融为一体。毛泽东推进“第二次结合”时所选择的是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中高度重视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反作用的经验思维与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矛盾冲突难以解决,而使“第二次结合”走入误区。但对其中的规律性认识应当予以肯定。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始终贯穿着“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理论论争。在两者的是非曲直已被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澄清,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文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已有定论,而且已列入《宪法》的情况下,理论界、教育界、出版界仍有人视“单一经济基础论”为正统,沿袭被实践否定了的错误概念,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羁绊。因此,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弄清它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就成为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综合经…     

“与抗战无关”论论争的实质

1938年12月1日,原新月社的主将梁实秋担任《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主编时发表的一篇《编者的话》,引起了文学界的义愤,由此引发了“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编者的话》表明,粱实秋未能随着时代的巨变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自然难免同大后方文学界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各自倡导的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场规模不大,但却相当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