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放囚归家过节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员私下行为,也存在少数皇帝诏示放囚归家过节的个案。放囚归家过节并没有法律依据,主要建立在官员和囚犯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却得到政府的认可并被社会舆论赞扬。这种现象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以启发:建立当代放囚归家过节制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从古代录囚制度看刑事法律纠错程序的建立

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皇帝以及上级司法机关官员通过直接讯问已经判决而尚未执行之囚徒,检查各级司法机关决狱情况,发现并平反冤狱,纠正错案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核验法官办案效果与效率的一种特殊诉讼制度。录囚制产生于西汉时期,唐代正式成为定制,是一种颇具人文关怀的刑事司法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法制日趋成熟的特色之一,并蕴含着公平正义的法治基本理念。它作为古代社会公权力对私权的救济制度,纠正执法偏差,拯救无辜,匡扶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对当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建立法律纠错程序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忧患造就新加坡

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日．即41周年的国庆。按照中国的说法：过40就进入不惑，也算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新加坡国庆36周年的时候，我恰好出差在新加坡,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刚过．那时庆祝仪式非常简单．贸工部的林先生陪我们一起过节．当晚只是在体育场里有一个集会，结束时的烟火．放的时间也很短．体现了新加坡政府的简朴和务实。     

官员“个性”与施政的关系

“个性”其实并不是施政的要件．它的价值．远远比不上科学精神、民主作风．而后者．不应该是官员的“个性”，而应该是官员的“共性”。许多中国官员长期以来所缺乏的，也并不是“个性”，而是科学精神，民主作风。     

阳光法案的作用机制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被称为终端反腐的利器，由于其在反腐中的独特作用，许多国人对之心驰神往，不断有人建议在中国也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但从世界实施的情况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作用未必有我们社会舆论赞扬的这样神奇。     

家族企业研究的新突破——评《复杂性的家族企业演化理论》

家族企业的迅速兴起,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复杂性科学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家族企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崭新课题,也是经济、管理前沿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55%的受访官员表示 过年最怕去领导家“走动”——关于官员“过年态度”调查

<正>44%的受调查者怕过年55%的受调查者表示过年最怕的事情是去领导家"走动"47%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过年的压力来自于社会的不良风气62%的受调查者认为让官员不怕过年,需要全社会树立良好过节风气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伦理学

自确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伦理学发展中的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门新兴的学科———经济伦理学正在兴起。为此，笔者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课题等几个方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伦理学”问题作一概括和...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法律现象．属于一种化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化观．法律现象具有民族性．但并不排斥它的世界性。在当代中国，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批判性地继承世界法律化．更加需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辨证思考，不懈探索。努力实现党的领导和法制建设的高度统一。     

“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

刘日在2009年07月20日《学习时报》载文《“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它最根本的指向是促进公权力的规范化运行。目前，全世界已有97个国家和地区对“官员财产申报制”立法。我们应当吸收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尽快建立我们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最大障碍，主要来自问题官员的抵触和反对。不赞成的论调主要有四点：“个人隐私论”、“害怕露富论”、“社会震荡论”和“条件不成熟论”。只要我们真正把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识，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官员财产公示突破口可选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这些优秀分子身上。     

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关系

<正>当代中国一些领域的权力腐败并非少数官员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仅仅发生在权力机构的高墙大院之内。无论是参与腐败活动的个人还是群体,其腐败行为都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当前的大面积的权力腐败现象实际上是当代社会环境的产物。     

儒家法律文化探究及启示

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儒家文化中也孕育着深厚的法律文化。本文简析了儒家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从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人手，深刻剖析儒家法律文化的价值观，并探讨其对当前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路径初探

自死刑在历史上出现那一刻起,中国也就开始了限制死刑以致最终消灭死刑的探索.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主要有:限制死刑适用对象,根据犯罪所触犯的罪名、罪犯的身份地位、年龄、犯罪情节等来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死刑.具体分为绝对不适用死刑和相对不适用死刑,情有可矜、不适用死刑;对疑罪慎用死刑,通过疑狱听赎、疑罪奏谳、录囚与虑囚、会审制度等来限制死刑适用;严密死刑执行程序,建立死刑奏报制度,集中死刑执行权,实行死刑的秋冬行刑制度等.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但有些改革的艰难性，也令人匪夷所思。其中，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这项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华文明复兴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标志性政治经济现象。中国和平崛起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华文明复兴同时也是当代国际社会非西方文明复兴的主导推动力量和主要表现,有利于逐渐破除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过时观点,推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均衡与和谐发展。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官员丧失了讲话能力？

近些年来，我观察到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无论大会、小会。对着话筒念讲稿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渐有蔓延成风之势。主办会议方要为请来的官员准备讲稿也成为开会的潜规则，官员丧失脱稿讲话能力似乎成为今日官场一道独特风景线。     

仇和倡导餐桌新风尚 富民推行同桌自助餐

据《都市时报》报道，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到宫民县调研，与当地官员团体聚餐时，提出“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