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的正当性的依据

判断和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有五项依据。科学依据是判断环境法正当性的＂钢规铁律＂,具有正当性的环境法律应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信仰和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衡量法律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是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伦理道德问题;利益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常衡器,将利益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指该立法是否增加了正当的、积极的利益,是否限制了不正当的、消极的利益,对增加的和限制的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将合法律性作为论证环境资源法正当性的一个依据,主要指其符合宪法、法统和环境基本法律;衡量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有效,主要取决于该立法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正当程序,判断立法程序正当性的实际标准,是看是否重视立法的民主程序和公众参与。     

论宪法的正当性

简而言之,正当性就是经过神学、宗教、道德、哲学论证等取得的价值合理性与经过社会认可、经验证实而获得的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对于宪法的正当性的认识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上来予以把握:宪法应当体现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人文关怀;宪法应当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普适性和文化传承性的统一。回顾中国宪法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确立并坚持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宪法的精神实质和整全体系;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有效实施及其宪法秩序的全面实现。     

论商标权的正当性

构成商标的“符号”而非商标本身是智力成果,“符号”的智力成果性和创造性不是商标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商标权的正当性应从“人与人”的而非“人与商标”的关系上寻找根据商标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于混淆,符合公众利益;商标权只是赋予权利人在特定商品上使用特定符号的权利,不属于垄断,商标权的存在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对商标权进行过度保护,将增加他人选择商标的成本,并最终间接地损害消费者利益;注册和使用都能产生公示公信力,都是商标权正当性的表现形式,在注册原则之下应承认使用取得。     

论惩罚的政治正当性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惩罚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成,但在民主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是一回事,如何促成政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惩罚的道德证成之外,有必要开辟惩罚的政治证成道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证成进路,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提出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根据罗尔斯方案,国家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某个道德原则,应该保留犯罪者的公民身份,合理限制犯罪者的权利,死刑是不可证的。     

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探微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中，由于受到法治现代化即法治英美化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种种质疑。持这些观点学者认为，在对抗式庭审方式确立后，出庭检察官既要承担控诉方的诉讼义务，同时又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审判的监督与其同时作为公诉机关的地位是相互冲突的、互相矛盾的；检察机关监督法院审判工作，实际上使检察权凌驾于审判权之上，法院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法官就缺乏权威，裁判也不能具有终局性。本文拟在探讨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对质疑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的观点作出积极的回应。     

论国际法的正当性

国际法的正当性关注国际法本身的正义问题。现代国际法正日益面临正当性危机。危机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的结构和国家权限、国际法规则的实施与适用、国际民主的程度的减弱等方面。评估正当性不仅涉及到价值的判断、解构,而且更需要论证价值的重新建立。正当性理论实际上是正义理论在国际法中的应用,但对正当性的论证不能将其用作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辩解。     

论赔偿的正当性

在当前,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们广泛质疑用钱买刑、赔偿减刑,否定用赔偿方式替代部分的刑罚。报应、威慑或修复单独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不具有充分理由。因报应、威慑或修复的优势各自体现在某一方面,不具有全面覆盖性,而部分融合了报应、威慑和修复的赔偿却具有更广的覆盖性。赔偿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有其合理性。一个国家惩罚问题是复杂和多样的,不能用一种方式作为其正当性的原理,而是综合论。即结合了报应、威慑、修复和赔偿的这些要素,才能形塑其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     

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再证成

受西方现代法治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及"禁止双重追诉"等理念影响,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制度提出正当性质疑。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对抗制庭审模式下,检察机关的控诉方地位与对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存在矛盾与冲突;检察机关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与终局性;再审程序的启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如此观点既有其合理性,亦有可商榷之处。在探讨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对质疑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的观点作出积极回应。     

论中国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制宪权,亦即54年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问题。首先从学理进行探讨,制宪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其性质,才能具备正当性基础。接着,结合54年宪法制定背景,证明该制宪权以人民政权为前提,获得普遍社会认同,具有正当性。     

浅析法之正当性

本文从各种角度说明了法的正当性问题。首先阐述了法的正当性的含义,其次,从法的正当性的本质属性——正义角度论述了法的正当性问题。最后,从法正当性的体现——实体正当和程序正当角度再次说明了法之正当性。     

论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

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是否具备法理正当性进行了长期的论争与探讨，各派学者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分别论证了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和弊端性。要认同诱惑侦查的正当地位，必须进一步追问其正当化的法理基础。     

论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公共财产法语境下的治理逻辑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建设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厘清,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在公共财产法语境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     

论著作权限制之正当性

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可以从著作权的限制、利益平衡、权利义务统一、智力作品创作过程及国家经济水平关系等层面加以分析。本文通过剖析著作权限制的正当性,以帮助深刻认识著作权法的价值构造和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遗传资源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正当性。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演进超越传统知识产权理论,"智力劳动成果说"不是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遗传资源具有成为知识产权客体的合法性。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探矿理论和法哲学的公平、契约理念都支持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论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展开讨论,分析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辨析公益诉讼与恶意诉讼的区别,进而阐述公益诉讼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利益纠纷呈现多元化的今天,公益诉讼是实现、维护社会中不特定群体利益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社团组织或公民皆可以法律的名义为公共利益而战。     

论资格刑的刑罚正当性

文章拟从刑罚的价值基础出发,对我国刑法中规定得不是十分完备的资格刑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分析,解读了报应根据、功利根据、资格刑的人道性根据和经济性根据,以期寻求资格刑的正当性根据,从认识论的角度溯求资格刑的刑罚理性.     

论审判组织与审判权运行

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性物资。近年来,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手段,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并通过对世界遗传资源的控制,进而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和经济掠夺。本文通过对遗传资源概念、特点的介绍,以及对遗资源正当性正反两方面的对比,突出了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合理性。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缺失及其矫正

随着投资条约仲裁案件不断攀升,国际投资法以及投资条约仲裁凸显其重要性。但由于投资争议的特殊性、有关实体法的模糊或缺失、程序法的缺陷,出现了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危机。实际上危机一说有夸张之嫌。经过制度化的改良,如通过增强仲裁程序透明度、允许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程序、合并审理、遵循先例、加强投资条约仲裁的公共功能等,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正当性缺失可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矫正。同时,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还应该细化投资条约的核心内容、限制管理国家风险、推动ADR和DPPs,以有效地防止争议发生和降低争议解决成本。     

论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可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维护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其次增进言论自由和文化繁荣;最后促进衍生作品创作.其中,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和保护言论自由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本共性.但是,鼓励衍生作品创作,解决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衍生作品创作的法律困境是法定许可相比其他限制制度所独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分析包括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两者共同构成著作权法定许可正当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