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那一天

2010年5月8日是母亲节,我兴冲冲地告诉老妈要给她老人家过节,出去感受一下春天的净月潭。老人家年近80,一冬天没下过几次楼,总说腿疼。当天一大早,老人家就穿上了出席婚礼时穿的衣服     

姐妹

我妻子的奶奶,85岁了。前段时间出了点意外,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就在老人家决定做脊椎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跟家里人提出,想见见她一个远房表妹。于是我们当时都猜想,估计是老人家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     

爱心警察和一个拾荒老人的故事

我是在夕阳夕下的那个时分去拜访李桂兰老人家的。李桂兰老人家的住房是长春市街市区里的一间平房,进老人住的那条胡同口是必经正阳街派出所的,老人的房门正对着派出所的后窗。她望着那个后窗,遭受再多的生活厄运她都挺过来了,因为有后窗那边的一群警察在,她的心里有一百个踏实。可是,派出所就要搬走了,许多年了,她已习惯了跟派出所这么比邻着住着,院子里的那些警察,无论是已调走还是新来的,他们对她这个在几年里连续失去了四个儿子一个孙女还有老伴的老太太所给予的关爱就是她在人世间活下去的一种支撑啊……我其实是万分地不忍让老人家回…     

我眼中的雷洁琼主席

每当我凝看雷洁琼大姐给我的那一叠贺年卡时,就会想起1987年11月出席民进六大时的一些往事。11月13日晚餐的时候,我恰好与雷洁琼主席同席,紧挨在她的右边。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我不时给她夹一些软和可口的菜,     

在保安路上微笑前行

"老人家,我帮您取号。"一位女保安队员笑容可掬的走到取号机旁,按出一张号码牌,然后径直来到咨询台旁的老人面前,搀扶她到银行大厅的等候区排椅上坐下。这名微笑服务的女保安,就是重庆市大渡口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派驻到中国工商银行大渡口支行工作的保安队员胡家智。因为一贯工作表现出色,她被派驻到工商银行这个窗口单位工作。     

记李敏二三事

李敏，即已故毛泽东主席的长女。我与她有过一些交往。她那酷似老人家的脸庞、简朴无华的装束和平易近人的待人作风，虽然时隔近三十载，我仍记忆犹新，印象颇深。     

主席为他签署烈士证书

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     

百岁女警的坚毅人生

<正>阳光柔和静美地照临在坐靠于床榻之上的老人家的身上。张子芳,1914年9月15日出生,1982年自公安部离休。我听说老人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吃过不少苦,遭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罪。现在,我安静地听一位百岁老人述说那过去的事情……投身革命的少女她说,1925年我11岁,走出家门,走进了瓦窑堡女子学校,在大革命的浪潮影响下,我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儿童团,跟着进步青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我们还组织"放脚队",反对妇女裹脚,宣传妇女翻身解放。     

共产党员不能糊涂——回忆彭真同志对我的教诲

我长期分管彭真同志的住地和在京外出活动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因此,与彭真同志接触较多,比较熟悉,特别是有机会亲耳聆听老人家的许多教诲。1991年3月,他听秘书说我要离休了,大概是怕我有什么想法,就让秘书通知我到他那里谈话。一见面,老人家就问我:"退下来后干什么?"我说:"干了这么多年警卫工作了,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了。"老人家一听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同志年龄到线,就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也是自然法则。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是没有退休一说的。老同志退下     

母亲的牵挂——回忆大大的一生

大大(我的母亲)吴昭毅是在1968年春夏之交的5月去世的，距今已经35年了。随着日月的流逝．我对她老人家的思念不是淡薄，而是更加深沉了。每当我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候，我的语言举止．常常使我产生一种幻觉：“我怎么这样像我的妈妈。”夜间，我梦见她；白天，独坐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不知不觉地低声呼喊着她。近八旬的我，似乎更深层地理解了她．认识了她。     

清廉是对家庭最好的馈赠

正年终岁末,县里组织了一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两位落马官员的忏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痛哭流涕:"老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春节就要到了,我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陪她老人家过年了!"另一位则强忍泪花:"儿子今年大学刚毕业,我多想亲自送他走上工作岗位,为他的职场人生指点一二呀……"尽己所能地为家人提供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及时为家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排忧解难,有闲暇时光就与     

割不斷的愛——訪美籍華人孫穗芳女士

在夏威夷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第一次遇見孫穗芳女士。不用介紹,我一眼就認出了她。這由於她那張安祥、善良的圓瞼,那雙炯秀的雙眸,真真切切地透視着其祖父孫中山先生的容貌,就好像在她脸上貼了“孫中山孫女”幾個字。穗芳對此頗感驕傲。“祖父的孫子、孫女中,就我長得最像他老人家,”她說,“記     

忆何香凝老人

很幸运，3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读书，毕业出来便认识了何香凝先生，当时我还不到30岁，她是比我大一辈的入。由于她的言行使我折服，我业余时间便自愿登门，断续跟着她作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对我们工作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对我们的关心却似一位慈祥的老母。她那活生生的嫉恶如仇、与敌不共戴天、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性格，使我这个初出校门的人，受到学校所无的革命再教育。到了新中国，她负责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我也在建国前夕自海外带着满腔创伤奔回北京，又幸运地被安排在她老人家身边。她毕生从事革命的伟大事迹，将来历史…     

怀念王麻子

年龄小,没有机缘认识王麻子,我对王麻子的全部印象都是从王麻子剪刀开始的。我家在东北偏远的辽西小城,家里孩子多,生活也不富裕,从小都穿母亲做的布衣、布鞋。母亲早年上过几天街道居委会办的裁缝班,以她老人家肯吃苦、不服输的性格,很快就成为邻里间小有名气的业余裁缝。"文化大革命"前后,逢年过节能穿上新衣服就美得不行,压根儿就没想过什么式     

母爱总这样深

实在是太忙,直到春节前夕,我才得空回家乡印山台。 车到葫芦镇就不能前行了。隔着车窗的玻璃,远远地我就看见,母亲背着背笼,张望着车来的方向。看得出,她老人家已等我好久了。 小车停下了,母亲试探着走上前来,见我推开车门跳下车,她好像才轻松了些。她只说了一句话:“回来了?!”就没再多说,眼圈却有些红了我照着她的话重复了一句:“回来了!”她感到很满足。 一年没回家了,年近70岁的母亲,白发又添了许多。 母亲实实在在地老了,我真恨那年轮为什么转得这样快。     

眼泪为你流（下）

农妇在委托我之前，通过电话跟我接触了两个月。农妇说，她拿不出多少律师费。我给她的方案是，先预收3000元费用，剩余部分按照风险收费，标准是20％。农妇接受了我的方案。交费时又遇到问题。老人家心急如焚去市里汇款。账号少写了个数字。我一直没收到钱。农妇每天几个电话打过来询问，我的回答都是还没收到。农妇急了，认为我是骗子，电话里差点哭出声来。我百口莫辩，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她看。后来她又去了一次市里，重新核对了账号，把钱再次汇过来。我收到钱之后马上给她打电话。让她放心。     

童年

天真烂漫的童年是人生的起点,回忆过去,记忆深处还有那孤山落野中的土坯屋,枝叶相连的大樟树,清澈幽静的池塘……十四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被妈妈带回湖南老家,然后直接去看望外婆和两年多没见面的哥哥。外婆家在青山中,当我第一次走在乡间小路上时,被深深地吸住了,蒙蒙细雨,微风轻抚,青绿无边的梯田,粼粼波纹的池塘……一切的一切无不勾起我浓浓的兴趣,这使我忘记了坐火车的痛苦。老远就看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家,叫着妈妈的名字我的小名,蹒跚走来,那就是我外婆。在她老人家抱起我时,我看见青瓦屋檐下的圆形柱子下傍着一个小孩,我料想那就是哥…     

回忆为宋庆龄拍照的日子

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的那十年——也就是她老人家在世的最后十年。早在七十年代初,「文革」动乱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华大地。当时我虽然已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三年多,但与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还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劳动锻炼。但是我很幸运,宋庆龄知道了我的情况,她要看我的摄影作品。可能是由于我没有紧跟当时那股轰轰烈烈的「革命潮     

母亲的最后一张选民证

1990年8月,76岁的母亲离开了人间。我们兄妹在为她更换寿衣时,发现她身上装着74元人民币和一张用旧布包着的选民证。在场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那时我家还不甚富足,平时给老人家几个零用钱她舍不得花,竟然还装着。我们望着她珍藏的选民证,更加体味到她是如何痛苦地离开这依恋不舍的好社会的。母亲民国三年出生在乾县,民国十八年大灾荒随着饥饿的人群讨饭流落长武。成家后一直靠我父亲拉长工打短工在饥饿线上挣扎苦熬。那时还有什么人权、民主可言。连我们与小孩玩耍时,母亲都要叮咛,"咱和人不一样,省事些,低人三分做人"。解放后,另是一重天。我家凭着"雇农"的好成份,分得了土地、毛驴,又     

怀抱

我匆忙放下手里的警务,离开公安局赶回家时,母亲已精神错乱,处于无法自控的迷幻状态。她拉了3天,又断断续续吐了3天,刚被止住,就又变成了这种令人揪心和忧虑的样子。我很想用精神矍烁、安详健康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母亲,可面对84岁高龄,特别是因为腿骨骨折而被伤残折磨了七八年的她老人家,我只得放弃过于美好的愿望,而只能无情地选择诸如衰老、孱弱、枯瘦如柴之类的词汇来“写真”她了。老实说,在我们做儿女的心里,都已在为她尽着最后的孝道了。我拉住母亲的手连声呼唤,希望她能知道远方归来的儿子,从而得到些许的慰藉。然而她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