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特别是2005年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加快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也相继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些法律的制定和解释丰富了贿赂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国际反腐合作,加大反腐力度,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商业贿赂犯罪从主体和对象上作了扩大的修改,这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弥补刑事法律规定不足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商业贿赂的概念出发,论述商业贿赂犯罪的内涵和法律性质。而后,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国家对于商业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提出在方向、方式、内容上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建议,以期对其在立法与司法上的改革提供可以参考的素材。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我国已经批准了该公约.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树立科学的反腐理念对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而是对应我国刑法中多个罪名。这样的立法符合国情,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但在罪名体系、罪状设定、刑罚设定和犯罪形态等问题上需要借鉴该公约的内容进行完善。具体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罚金刑的数额应当更加合理,取消贿赂犯罪的死刑,并增设资格刑种。     

简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法律机制。我国应积极制定与《公约》相适应的符合国情的反腐措施,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浅析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312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07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提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

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建议以《公约》规定为参照,将我国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罪要件和行贿罪定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促使我国反腐败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使预防和打击腐败工作更有成效。     

国际公约视域下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

洗钱犯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反洗钱的法规为我国反洗钱立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在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我国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标准来修订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     

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着若干罪名欠缺、贿赂犯罪构成要件过窄、贪污、挪用犯罪对象范围过窄等缺陷。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内容接轨,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大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而是对应我国刑法中多个罪名。这样的立法符合国情,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但是,我国目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仍不够完善。在罪名体系方面,我国规制贿赂犯罪行为的罪     

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提倡

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破产清算组织应纳入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条就《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所规定的“其他单位”进行了列举式解释。但是囿于列举之有限性，破产清算组织并未明确列于该解释条文中。那么破产清算组织是否应该纳入“其他单位”的范畴呢？笔者持肯定意见，论述如下：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

近年来,腐败犯罪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它既是人类的遗产之一,也是现代文明异化的产物。为了加强反腐败力度,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对我国有关应对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我国的反腐斗争必将通过这项公约在战略上出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的趋势。     

完善现行立法预防贿赂犯罪

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行为打击存在如下缺陷: 1.现行的《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行贿、受贿立法处罚不等。表现在:(1)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受贿人行贿,受贿人受处罚,而行贿人可以高忱无忧,这在立法上为行贿人实施感情投资,“放长线投大鱼”的行贿行为开了绿灯,为其未来可能谋取不正当利益准备了条件,是诱发受贿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2)行贿人行贿数额一般达到10000元才够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准确定义商业贿赂犯罪是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前提。但何为商业贿赂犯罪,我国法律的规定并不明确并存在一些漏洞。必须从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立法沿革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探求定义商业贿赂犯罪的经验和依据,客观分析我国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中的问题,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洗钱罪构成要件与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及《修正案》关于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设计还存在较多缺陷,与我国签署的相关国际公约还不协调,尤其未能把贪污贿赂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也不利于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因而,应尽快制定《反洗钱法》,惩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完善相关的刑事措施与制度,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近年来,洗钱现象在我国日益猖獗,由于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起步较晚,对于洗钱犯罪的规制尚有许多不全面的地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为我国审视和思考本国的刑事立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通过比较《公约》和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为方式和犯罪主体的不同规定,为完善我国的反洗钱刑事立法提供建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

为了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扭转其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之一是要及时进行相关的刑事法完善,以使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有法可依,从而符合"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     

刑法修正案(七)视角下的网络犯罪立法研究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85条中增加了两款: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这是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的又一重要补充,本文以此为研究视角,重点探讨了该修正案的新内容及其存在的明显问题,并对其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