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其影响浅析——以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为研究对象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发展迅猛 ,在形式、数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 ,一些反映投资自由化的规则不断出现在双边投资条约中 ,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新的挑战 ,而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更是自由化立法的代表 ,提出了诸如准入自由、禁止履行要求等诸多高度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法规则 ,严重削弱了东道国外资管辖权 ,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研究

传统国际投资条约与应对气候变化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应实现国际投资条约与气候变化应对条约之间的衔接,兼顾投资自由化与政府管制.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方式是通过改变国际投资条约以顺应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运动,改变国际投资条约将促进和保护投资作为唯一重心的现状,并采纳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的国际法规则.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趋势.目前一些投资保护协定范本和新签订的双边和区域性投资协定已经纳入并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等有关东道国管制外资内容的条款,逐步实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保护的平衡.我国对现有国际投资条约进行调整、修订以及新投资条约的谈判,应考虑国际投资条约的这一发展趋势,以顺应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投资自由化规则在晚近投资条约中的反映及其地位评析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投资也提出了种种自由化要求 ,这些自由化要求正迅速地通过国际法形式表现出来。晚近投资条约对投资自由化要求的反映 ,突出地体现在倡导外资准入自由和废除履行要求两个方面 ,此外 ,进一步提高投资待遇、强化投资保护和私人投资者在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也是晚近投资条约迎合投资自由化要求的重要表现。然而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着各国不可能接受划一的投资自由化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需求需要照顾。虽然投资自由化成为时尚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东道国合理的外资管辖权 ,片面追求高度投资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不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不应被视为国际投资立法的主流形态。     

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背景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对我国BITs实践的思考

在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的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接受了ICSID的全面管辖权、宽泛的间接征收定义等自由化条款,给国家的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为此,应采取例外规定、限制间接征收等防御性条款,以保障国家基于环境、国家安全等政策的需要对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自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条约的内容日趋自由化,研究在BIT中采取适当的防御性规定、避免类似阿根廷不慎放权的教训,是当前我国BITs实践的迫切需要。     

双边投资条约与发展中国家——兼论中国应对之策

双边投资条约遍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比重最大。发达国家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努力推广其投资自由化理念,强调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保护政策,推行高标准的投资保护政策;发展中国家假定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而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策略并积极主动参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法制向发达国家预定轨道行进,发展中国家主权、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摆脱此两难局面,发展中国家应谨慎从事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之工作,制定本国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重构发展中国家集体力量,割断有利于发达国家投资策略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与投资带来真实利益。     

多边投资条约下的外国投资准入自由化研究

外资准入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制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外资准入自由化,突出反映在将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废除准入阶段的履行要求等方面。发达国家力主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我国应主张渐进实现外资准入自由化,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国际投资立法实践,促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则的形成。     

论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强化,现有的国际投资法律机制对迅猛发展的国际投资的调整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笔者试对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做一讨论,以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为国际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强化，现有的国际投资法律机制对迅猛发展的国际投资的调整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笔者试对多边投资规则的构建做一讨论，以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为国际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际投资立法现状的原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国际投资的局势还是国际投资的法制都发生了许多的新变化。投资日趋自由化,国际投资保护也进一步加强。但令人遗憾的是全面调整国际投资的多边投资协议却处于缺位状态,本文主要分析了国际投资立法现状的原因,希望对国际投资立法有所裨益。     

论国际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自由化,即尽量减少非市场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全面扩大对国际投资的保护,最大程度的保障市场合理分配利用资源。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自由化在国际投资法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客观评价了国际投资自由化。     

论WTO与国际投资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自由化深入发展,首先从商品贸易自由化推开,逐步延伸至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消除国际投资壁垒,实行国际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WTO法律体系的建立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双边投资条约与特许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冲突问题及解决

双边投资条约是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重要国际法手段，特许协议则是国际投资领域常用的一种投资模式。双边投资条约由国际公法调整，对条约义务的违背是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将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而特许协议则接受东道国国内法的调整，对特许协议的违反通常被认为应承担合同法下的违约责任。本文通过对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近年来审理的三个案例及相关材料的分析，揭示了二者在争议解决条款上存在的冲突，并就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以便利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地位

从投资法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是跨国公司相互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筹码 ,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下 ,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外资法、各种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条约和全球性投资条约中 ,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占据了和正在占据重要地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健全与否 ,将成为判断一国投资环境好坏和评价投资立法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     

浅析BIT作用的有限性及对BIT促成习惯国际法规则论的反对论

近年来双边投资条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反映发达国家立场和观点的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也频繁地出现在晚近的双边投资条约中。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夸大双边投资条约的作用,甚至主张晚近的双边投资条约实践已经将国际投资领域为西方倡导的一些国际法规则上升到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高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应当是:双边投资条约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促成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论现代国际航空法的自由化趋势

自由化既是应然国际航空法的一种理念和价值取向,又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实在国际航空法之中。具体而言,1944年《芝加哥公约》建立的双边法律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从美英《百慕大协定》到美国自由式协定都增进了自由化内容,2007年美欧协议和中美协议体现了全面的自由化;从区域层面来看,欧盟与亚太地区航空法都展示了自由化势头;国际多边自由化仅在有限范围内得到发展,但航空联盟在实践中发展了多边自由化,ICAO也对多边自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WTO多边法律体制也开始调整航空运输,虽然目前的调整范围十分狭窄,但贸易评审机制保障了WTO航空立法自由化的向前发展。     

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外资准入制度 ,已成为南北国家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外资准入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内容 ,受到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的重大冲击。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管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并力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以避免投资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地缘政治视阈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保护——基于“冰岛拒绝中坤集团投资案”的法律思考

包含地理、资源等要素的地缘政治的调整对象已从政治领域扩及国际经济领域,与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呈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推动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全球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投资者海外投资受阻的一种新型风险。中国投资者在冰岛投资受阻即为典型例证。我国政府应当通过扩大在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话语权、转变国际投资立法理念从而在法律框架上确保投资者在投资准入阶段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并利用国内行政救济机制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来规避此类地缘政治风险,为我国投资者提供更加安全的海外投资环境。     

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法律问题研究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由两个国家之间缔结的调整双边投资关系的条约，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它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保护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制度。我国自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５年初，已与６５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国际法层面上的保护。这些条约的签订无疑对我国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立法的国际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条约中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均值得去深入探讨。本文将对此作一尝试     

跨国投资国际法制的晚近发展

跨国投资的国际法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也引发了南北国家之间更加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晚近美式双边投资条约和一些多边投资立法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应当引起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同时 ,西方法学界试图将晚近出现的一些自由化性质的条约法规则上升到习惯国际法规则高度的论调 ,目的在于永久性地确立有利于发达资本输出国的国际法律秩序 ,因而也是危险的。未来国际投资的国际立法 ,应当注意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 ,确保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适当管理和控制 ,以利于建立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新秩序。     

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研究——兼论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的完善

双边投资条约所体现的"国家—投资者—国家"的特殊"三方"关系,决定了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具有特殊内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及相关习惯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双边投资条约冲突的解决,制定专门的冲突条款成为解决双边投资条约冲突的必然选择。2004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制定了大量的冲突条款来解决各种类型的条约冲突。改变以更优待遇条款代替冲突条款的落后方式,是我国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和国际法不成体系状况,以及便捷、高效解决投资争议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