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后评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立法后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根据法律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立法上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立法后评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是指受法律直接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参与的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模式。该模式的采纳能够让立法者对立法实施状况获得真实、全面、客观的评估意见,从而获得相对科学与客观的评估结论,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根据法律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立法上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立法的合法性评估是法律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立法的形式合法性、价值合法性以及实践合法性的评估.当下中国立法面临权限不清晰、公众参与缺乏等合法性困境,需在立法程序、立法权限等制度方面加以重构.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分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国家主导型法律绩效评估的理论基础是潜在利润理论、政府形象理论以及立法中心任务转移理论,其具体发生方式有法规批准、立法提案等。国家主导型的法律绩效评估发生机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启动便利、评估结果的回应效率高等,但缺陷在于公众参与性不足、结果公正性不能得到保证等。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一种专项评估,公众参与其中既是民主行政的需要,也是评估活动取得应有实效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无论是评估的动议还是评估标准的确定抑或是评估过程都缺乏公众的参与,因此,应当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公众的参与范围,既要让公众直接参与评估,也要采取公众满意度、民主监督等方式便于公众的间接参与。     

基于关联关系模型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近五年,需要对其实施绩效进行全面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明确未来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总体方向。对于战略实施绩效评价主体而言,建议包括自评估、"利益相关者"评估、"独立第三方"评估和公众参与评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估的模式选择应重点采取目标模式,同时结合适用系统单元-综合评价模式、顾客关心-顾客导向模式确定其相应的模式。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所确定的目标,将实施效果与目标进行比较,将实施效果与我国创新主体的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单元-综合评价并对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     

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

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政府绩效评估法律制度研究

审视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本身的逻辑导向,将绩效评估纳入制度保障的框架范围之内,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立法与配套法制建设,是其最优的制度安排.首先应加强绩效制度建设,其次应建立专业评估机构,最后要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

立法后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根据法律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立法上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依据在于立法后评估对象选择的有效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     

立法后评估理论与实践初论

近年来有关地方立法机关不断探索提高立法质量的方法和途径,自2000年以来,对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立法后评估.立法后评估,是指法律施行一段时间后,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对法律的实施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对法律中所设计的制度进行评判,并针对法律自身的缺陷及时加以矫正和修缮.由于立法后评估在我国的实践时间尚不长,相关的统一规范也未形成,因此有必要对立法后评估的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原则和评估实效等关键问题进行探索.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构建起来的以为公众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管理及其绩效评估应该以公众是否满意作为标准。实施绩效评估就应该扩大公众的参与,确立公众的评估主体地位。本文就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的有关问题作以论述。     

论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优化

行政协议约定内容的设定没有受到立法程序中关于公众参与程序和立法机关备案审查程序的控制,也往往没有协议内容公开和相关程序的要求。相较于行政决定(由行政协议转化而来的除外)作为非诉执行依据的情形,行政协议作为非诉执行依据时更难以解决行政法上的代理人问题,即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方更难以全面地代表公共利益。从现行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执行名义、申请程序、审查程序和标准来看,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主体一方应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全面考量和保护,并提出如何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规范体系建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为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立法例中,均集中体现出对公共法律服务基本概念和调整范围的反思与分歧,为此亟待厘清公共法律服务应然规范构造理论,这是未来形成公共法律服务全国统一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公共法律服务专门立法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实践不仅具备基本服务与非基本服务二元结构架构特征,而且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和多维架构的本质特征。现有二元规范构造理论已经不能全面解释和解构现有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发展的全样本和多维度、多元化样态,只有建构多元化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才能根本解决现有公共法律服务地方立法例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关于基本概念、规范类型、规范属性、调整方式、权利属性等诸多基本争议,从而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利义务主体、事项范围、模式与程序、标准与评价指标、监督管理等主要体系建构的基本规范要素,进而归纳整合公共法律服务立法规范构造的本质特征,为将来形成区域协同一体化立法或全国统一立法提供立法规范要素的基本构造理论支撑。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The Journalist in the Courtroom

"Proceedings in all courts sha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Such is the content of Article 157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The principle that judicial proceedings are to be open to the public—a principle that is contained in the nation's highest legislative act—is of enormou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fact that judicial proceedings are open to the public is a guarantee that procedural norms are scrupulously observed in the process of examining the materials of a case, thereby substantially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judicial error.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social oversight over the work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ublic life. What is more, the opennes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o public scrutiny is a powerful means for the legal education of citizens and of forming a truly socialist legal conscience.     

卫生行政解释的若干问题

卫生行政解释对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卫生法律规范，实现卫生行政管理目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卫生行政解释作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行政解释的效力问题，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关系及在行政法律文书中引用等几个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的互动——一个解读法律制度的新视角

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的互动可以作为一个解读法律制度的视角。国家为维持法律实施的垄断,通常会对私人惩罚手段(尤其是私人暴力)进行限制,但为节省公共惩罚资源的支出,法律又必须在某些场合容忍甚至利用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公共惩罚资源的有限性迫使国家把私人之间的监控和惩罚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控制资源。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发挥公共惩罚和私人惩罚的比较优势,合理划分公共控制区域和私人控制区域,并努力追求社会控制总成本(即公共控制成本和私人控制成本之和)的最小化。西方近代政治的古典自由主义、中国古代政治的消极无为主义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创新执法质量监督机制科学评估依法行政水平

北京市公安局的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是首都公安依法行政进程中的一项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创新。该机制以强化执法监督、推进首都公安依法行政、强调公安执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主要内容,紧密围绕公安法定职责,以执法质量管理为核心,引入现代执法管理手段,实现了对全局执法质量的等级化管理,对有效掌控全局执法态势、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立健全依法行政评估考核机制的探索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表现为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违法决策处置突发事件不当、行政执法不规范、法律实施不良、行政不作为、信息不公开等,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包括明确权力边界,规范立法权力,健全程序规则,规范决策和执法行为。由于解决矛盾纠纷主要依赖行政方式,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致使社会矛盾越解决越多,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难度不断加大。为此,应当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Will EMTALA changes leave emergency patients dying on the hospital doorstep?

Despite charges that it is at times ambiguous and overly burdensome, the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and Labor Act (EMTALA) remains an important protection for patients, and a valuable instrument for enforcing public policy goals in the area of emergency healthcare services. The 250 Yard Rule is a small but crucial part of EMTALA, extending the statute's protections to emergency patients who have narrowly failed to reach the hospital's entrance. Following recent revisions to EMTALA'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some health-care law practitioners and senior federal regulators have opined that enforcement of the 250 Yard Rule will be dramatically curtail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gal and public policy origins of the 250 Yard Rule and their continuing applicability in the cur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regulatory basis for the 250 Yard Rule remains intact and that the legislative intent behind EMTALA, as well as ongoing public policy goals, dictate that the 250 Yard Rule be preserved.     

公诉转自诉的法律困惑与机制完善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起诉制度，因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困惑叠出。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制度模式，在完善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起诉主体、统一案件适用范围、为自诉人举证提供支持、设置自诉权行使的调控机制等方法与途径，来构建既有利于被害人诉权的实现．又能对公诉权形成有效制约的现代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