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公关与政党形象

政党形象是政党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衡量标尺。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党的形象关系到政治的稳定和国家、民族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有必要将政党公关纳入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党建模式对政党公关和政党形象至关重要。由于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公关的主体和客体都相当丰富。政党公关必须坚持政党公关的基本原则。     

论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

香港是"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下辖的一个地方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党是中国的地方性政党.然而,西方地方性政党及其与国家执政党的政党关系理论难以有效解释香港政党现象.由于香港政党与西方地方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也与西方国家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与西方地方性政党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政党关系也就不同.中国既有政党关系理论同样难以有效解释香港政党现象.中国内地民主党派与香港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内地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和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也就不同.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领导地位和"一国两制"这一特殊的央地关系下分析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以为今后香港统战工作的创新开展提供前瞻理论思考.     

试析影响我国政党关系的政党文化

政党文化是影响政党关系和谐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下,影响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的政党文化主要有执政党政党文化、参政党政党文化和西方政党文化。     

政党的转型还是政党的衰落

为了应对政党衰落的危机,西欧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前后进行内部变革,希望通过政党的转型克服面临的危机.但政党的转型并没有给政党带来转机,不同类型的政党不但党员数量继续锐减,而且与过去联系紧密的社会组织的关系恶化,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欧国家的政党实现了政党的转型,却仍然继续衰落,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欧社会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中产阶级是一个无法形成阶级意识的阶级,它的兴起必然导致政党的衰落.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依赖于政党文化。政党文化促进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自强不息、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创新的精神,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探索政党文化创新的路径,推动政党文化的创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政党的转型与政党的卡特尔化

政党最初以阶级的政党的形态出现,依靠社会的政治支持,在选举中形成政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二战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阶级的政党遭遇危机,阶级的政党转型为包括一切人的政党。在短暂的复兴后,包括一切人的政党面临更全面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于党的举措,这些举措成为西方政党的卡特尔化的直接动力。政党西方卡特尔化的原因在于,包括一切人的党无法协调党内、党与社会和竞争的政党之间的关系。     

学习型政党视角下的政党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建设学习型政党离不开政党文化建设,政党文化建设对于学习型政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型政党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确立到坚持完善再到不断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紧密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奠定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之基,改革开放以后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马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关键时期,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政党文化探析

政党文化是指一个政党所具有的为其党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组织心理、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 ,以及由此决定的一个政党区别于他党的政党形象。政党文化是在以取得和维护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中形成的组织文化。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 ,它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超越政党自身生存价值的目标和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等特征。政党文化具有塑造政治精英、整合组织价值、铸造政党结构和制度、维持和延续政党生存、影响政党政策等多项功能。     

政党协商:我国政党关系发展的新境界

我国的政党协商包括政党与政党之间和政党与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商。追溯我国政党协商的形成与发展,分析政党之间通过协商合作推进党际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认识政党协商在我国政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进一步推动政党协商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参政党履职尽责能力和水平,具有重大价值。     

学习型政党视角下政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审视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是促进公共权力和公民社会互动的一种最主要形式。政党通过这种互动来建设政党文化，以提高政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当前形势下，建设政党文化，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提升政党形象，增强政党战斗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正确审视政党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要求。     

政党组织结构对政党民主的根本性影响

政党组织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政党民主的程度,有什么样的政党内部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政党民主。近代工业大生产经济模式下形成的政党组织结构多呈现金字塔型,虽然具有效率高、指挥灵活、便于发挥精英人士的巨大作用、能以较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收获等优点。但是,政党的组织越严密、纪律越严格、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窒息政党民主(政党内部民主),导致寡头统治现象的出现。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从传统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向网络型扁平化组织结构逐步过渡为政党民主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以新时代中国梦为政治共识的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两者在政党制度理论、政党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与代表形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政党制度理论上,两者分野于洛克的思想;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两者是体制内生性政党与体制外生性政党的区别;在党际关系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是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多党合作关系;在代表形式上,西方是聚和式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政治协商民主形式。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是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掀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新时期我国多党合作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参政党的政党功能开发与政党关系和谐

政党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民主党派政党功能的开发有利于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开发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     

优化政党协商制度,提升政党协商实效

我国的政党协商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是社会主义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政党协商理论有着自身严谨的逻辑前提和内容要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党协商的逻辑前提,民主党派以参政党角色参加政党协商,协商的内容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事务。新形势下,要结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凝聚社会共识,进一步优化政党协商制度,提升政党协商实效。     

略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文明

现实的政党关系文明既依靠政党制度安排 ,更需要政党实践建构。现代世界政党关系文明的主要表征是 :以广泛的政党理念认同为基础、以强大的政党力量主导为支撑、以规范的政党体制运作为动力。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关系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 ,具有政治关系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政权关系中的执政与参政关系、政党关系中的亲密友党关系等多重化党际关系的特点。因此 ,推进我国政党关系文明建设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合作与监督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改善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 ,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 ,完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运作机制。     

试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

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当代世界政党林立,但就政党体系而言。则可分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两大类。其区别在于:政党性质不同;代表利益不同;阶级基础不同;作用地位不同;各政党之间关系不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有更大的优越性:一是更民主;二是更有利于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定团结;三是更有利于调动政治资源进行经济建设。     

欧洲衡量政党及政党法规标准的演进

本期摘译的是荷兰莱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斯·莫莱纳（Fransje Molenaar）的研究手稿《欧洲衡量政党及政党法规标准的演进》。众所周知，欧洲是近代政党的发源地，是政党制度最完备和政党政治最活跃的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欧洲政党格局呈现出区域化与国际化的特征，各种跨国党团纷纷成立，诸如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绿党党团等。这些党团强化着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交流，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和决策。在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及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这份研究手稿中，莫莱纳试图通过分析欧洲跨国层面对政党行为的评判标准，探究欧洲跨国机构对民族国家规范政党和政党法的影响。莫莱纳认为，欧洲跨国机构对政党及政党法规的评判标准对民族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实际反映出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政党文化: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新向度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形成的政党文化在精神、行为、物质、制度等方面都积累了深厚的文化价值,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党建设的方向标。因此,密切关注政党文化的发展动向,剔除政党文化中的糟粕,才能审时度势,对政党治理现代化作出清晰的判断,从而为现代化治理构建新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