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我国的创新思路

<正>乡村治理是现代治理的一种基本类型,是指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依托制度设计分工,领导、调控、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行为及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1.从治理的主体角度看,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是当前乡村治理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村社会组织的主体性、自治性、自主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乡村社会组织发育     

乡村关系规制语义模糊审视下的乡村民主建设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乡村关系的规制语义过于模糊和原则,常常使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发生角色错位,容易形成一种非正常的、异化的乡村关系。这种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不但致使乡村关系行政化、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虚化日益凸现,而且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直接危及到乡村民主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推进乡村民主建设的对策在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乡村组织的行为;改革压力型体制,调处乡村关系;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论乡村三重关系

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为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有机配合,互相促进.     

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由于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征.这导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弱治理"的治理形态,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因此,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应该正视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状况,转变长期以来的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定势,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乡村治理朝着民主治理、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逐步把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变革为"乡村自治".     

论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行为的优化

与官僚制组织相比,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行为关系更加复杂、行为主体的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行为过程的环境适应性大为增强、行为结果的目标导向性更为明显。优化学习型组织中的领导行为,应该结合学习型组织的特点,确定合理的评价标准,树立与学习型组织相适应的现代领导意识,优化领导行为与其主体和环境的关系。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湖南省湘潭县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是"指挥所",更是"先锋队"。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其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落实和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抓基层打基础,必须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这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针对当前村级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湖南省湘潭县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建国初期乡村建设派眼中的“乡村建设运动”

建国初期黄炎培、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共组织的土改团,到苏南、四川等地参观了中共领导的土改。通过近距离体验,黄炎培、梁漱溟等认为,给农村带来"蓬蓬勃勃新气象"的土改完成了他们乡村建设所追求的改造人心、团体生活、群众自治等目标,不啻于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而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应归因于共产党领导群众开展了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一贯持保留态度的黄炎培、梁漱溟逐渐改观了自己的看法,向共产党靠拢,甚至主动提出用共产党思想理论改造自己,这为后来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奠定了基础。     

零农业税后乡村关系均衡发展的路径分析

零农业税改革,对我国乡村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是农业税改革最直接的受益群体,但乡镇政府财政困难加剧,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冲突依然存在.应以农业税改革为契机,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规范乡政与村治的法制关系,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实现乡村关系均衡发展.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领导者的领导层次与社会地位层次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是国家的主人,处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领导活动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形成组织与被组织、指挥与被指挥、协调与被协调、控制与被控制等关系,就必然要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这样两大层次。在领导层次中,由于领导者的职责、权力范围的不     

试论我国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是个以农耕文明为主滋生起来的国度,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失衡",引起乡村社会发生着"四大转变",从而也推动了乡村文化的重新"整合"."文化整合"为中国乡村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动力.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三维视阈下完善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关系的路径选择

理顺好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关系是破解我国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有效出路。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要厘清当前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四种复杂的关系，从现实层面要认清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存在越位和缺位两种不良倾向，从工作层面要从六个方面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加强领导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政治保证；科学指导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有效抓手；依法管理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根本出路；优化服务，这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助推器；理顺体制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着力点；武装阵地是完善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关系的重要举措。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

乡村"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目前活跃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混混,他们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在混世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组织结构,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混混有特别的混世之道和规避风险的策略,乡村江湖中存在着有规律的社会流动。乡村混混因其在乡村江湖中所处的分层位置不同而享有不同的非法利益。     

四川省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乡村旅游组织创新的重要实践探索。四川是农业大省,又是"农家乐"发源地和乡村旅游资源大省,在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在大力发展中存在认识模糊、支持政策落实不到位、业务部门管理服务不精准、乡村旅游合作社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等诸多问题,建议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创新管理服务机制、提升旅游经营能力、控制经营风险、突出典型示范带动等,进一步促进四川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大力发展。     

乡村行为主体结构功能失衡下的村治研究

当前村治中行为主体之间结构功能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不顺、村两委与乡村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和村民内部的失衡。这种失衡的实质是"社会权利的失衡",会对村治形成明显的制约,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的职能,通过增权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高乡村自组织和村民参与村治的热情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