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转换及当代价值研究

儒学在现代社会实现其现代转换会面临着一定困境。儒学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其现代转换,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问题;第二,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第三,如何面对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此外,实现儒学现代转换的路径有"常道""接通""复兴",但这几种路径都面临着困境。儒学要想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现代转换,回归传统是必须的;而经过中西文化对比、中西文化对接和中西文化对话三个阶段,也可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发展。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体现着其自身的价值。儒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对现代政治、生态环境和现代管理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儒学复兴与中国和平崛起

当前儒学复兴在中国已成势不可挡之势,总的来看,儒学复兴有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之分,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已无可能,我国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儒学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在     

碰撞与对话——现代新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路历程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伴随着它们产生的始终的,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斗争阶段：对抗,对峙,对话。这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斗争再回归学术对话的过程,也是思想文化从中国传统的封建保守的相互排斥的单一文化生存模式到世界的开放型的共生共存的多元文化生存模式转变过程。     

政治儒学与王道政治——对蒋庆“政治儒学”思想的几点评析

蒋庆作为当今中国政治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对其"政治儒学"思想展开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文章认为,蒋庆"政治儒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心性儒学"和"全盘西化论"双重批判基础上的,这种特征也表达了"政治儒学"所具有的意义。而作为"政治儒学"之必然要求的"王道政治"具有理念和制度安排两个层次内容。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理念层面的"王道政治"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而作为具体政治制度设计的"王道政治"在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偏差,其本质上是一种"圣贤政治"。文章最后指出,对于"政治儒学"的评判不能流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视阈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对"政治儒学"的本质分析,也才有可能实现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     

略论北宋“庆历五先生”对宁波的文化贡献

北宋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当时明州“庆历五先生”，以他们笃实的学术品格，确立了新儒学价值体系在四明地区的地位，带动了宁波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     

怎样看待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宋明新儒学而言的。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被称为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特指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港台学者推奉熊十力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大师”,其根据是港台几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皆出自熊氏师门。有人则认为现代新儒学导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梁     

从传统到现代：马一浮早期的思想演进

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其学术风格和言说方式虽然都十分传统，但其儒学思想具有自己的创新性，而且他在早年还有过激烈地反传统而追求现代西学的思想经历。马一浮弃旧图新、热衷西学、激烈反传统的早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促进了后来他向传统的回归，甚至可能构成了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儒学思想的必要张力。     

儒学的务实革新精神与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儒学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新儒学等诸多阶段，从其根据社会的变革和需要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看，务实革新、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因此，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儒学精神依然充满生机，儒学传统依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依托和道德力量，依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外来文化结合创新中的基础文化。而深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港澳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其它一些东亚国家，儒学的务实革新的特点如今在那里也愈来愈受重视，儒学经过与当地文化及时代内容相结合，对其政治、经济等方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学术批判

20世纪40年代新儒学运动精心构建新儒学理论体系,践行自由讲学精神,同时还实验社会改良的政治理想,因而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是一种学术派别、学术思潮,但又不单纯是学术思潮,它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新儒学运动在文化观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学理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唯心主义实质开展学术批判,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     

尊墨抑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学术流变看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

伴随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墨学复兴思潮,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向先秦非儒学派寻求救国理论的一次探索,并直接与当时的正统儒学尖锐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通过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利用墨学所具有的平等性、平民性,打破礼教的单向性、绝对性,以中国自有的群体本位主义的非正统思想去反对正统思想,作为思想解放的手段,促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大转变,墨学压倒儒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由于墨学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勇于使用暴力反抗压迫,可谓"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墨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尊墨抑儒这种传统学术上的巨变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具备了文化上的可行性。     

论学术腐败行为的产生和遏制

学术研究是知识再生产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动力,它重视的是知识的积累、探讨和创新。但是近几年来,学术研究却出现了严重的商业化趋向,重复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短平快”的东西越来越多,更有甚者你抄我,我抄你,学术环境日趋恶化。“政学不分,以政统学,学以致仕,以学干政,仕学两利,学术管理繁琐无序,学术秩序松弛淆乱,学术规范形同虚设,学术打假打不胜打,伪学盛行,浮器之学泛滥成灾,欺世盗名者如鱼得水,不学无术者暴得大名,种种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儿层出不穷。”①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一)学术研究…     

略论中国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

纵观文化发展史,每一次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都会引发国人对建构自身文化的指导思想的苦苦探寻。 “五四”前后涌现的、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学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如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他们面对中国传统理论和价值系统的崩溃,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痛心疾首。他们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主张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主导地位,弘扬儒学,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现代新儒学在建构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路上,立足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其进步性和可取之处在于具有自强自信的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但其政治立场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贬低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等方面的功绩。现代新儒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把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并把儒学的复兴看成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理想归宿。这种从思想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体现了新儒学思维认识的局限性,又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     

为『学而优则仕』正名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按朱熹的解释:"优,有余力也,优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力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优则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仕而优则学",就是说当官的首先要把官做好,有余力者,可及其余--去学习.这样就可以以其所学"资其仕",把官当得更好."学而优则仕",是说学习好就去当官,用实践检验其所学.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下)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综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人物及其问题意识与学术贡献——兼谈我的开放的儒学观(上)

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现代新儒学述评

一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的。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通过倡导“仁”即人之道德理性,充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从而创立了儒学。孔子之后,儒学不断发展。到战国时代,经孟子、荀子等人的推展,儒学成为显学之一。至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的提倡,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魏晋…     

新世纪的思想学术建构与生态批评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属于启蒙范围因而应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予以颠覆,也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复兴的时代,而90年代之后是专业学术昌盛而思想贫乏的时代.孰是孰非?我们站在新世纪应该怎样进行思想与学术的建构?在座的大部分是80年代进入学坛初露锋芒,成熟于90年代,对此有切身的感受,目前学术界也在探讨两个时代怎么看的问题,而这直接决定了新世纪学术文化的走向.     

论张其昀新人文主义史学产生的背景

张其昀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本文探析了张其昀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是如何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思想的交锋中,走向了非主流史派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当时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涌入,为张其昀吸纳西学,从而建构出中西合璧的个人学术体系,提供了可能性。而新人文主义学说与儒学精神的契合,则是张其昀最终接纳这一西学的思想基础。     

冯达文:儒家的“救心”与“救世”

20世纪文化论争的焦点,始终围绕在孔子、儒家思想传统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等问题上开展。先秦孔孟儒学是立足于世间日常情感来建构价值体系,并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唐儒学则引进"宇宙论"来支撑这一价值体系,儒家价值观经历了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其对中国古典哲学具有怎样的意义?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特此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     

“中断性”语境下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从"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出发,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儒学发展"三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