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中的治安管理工作新思路

公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给我国的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政府管理职能之一的治安行政管理,必须应对公民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遵循公民社会中社会管理工作的规律,转变工作观念,实现治安管理工作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     

论基层政府党政关系的结构调适与职能均衡——超越传统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路径

政治与行政二分问题始终是行政学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与行政二分主要是党政关系的分离与协作,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政治与行政两者的关系是既相互制衡而又相互协同的整体,在不同的政府体制和不同的层级政府之间其关系形态结构并不相同。当前,我国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实情况是基层政府党政职能关系交叉和组织重叠,导致党政关系出现缺位、越位和价值移位等问题。基层政府治理问题首先需要矫正党政职能关系和组织结构,并实现党政关系和职能更加有效的分工与协同。     

西方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文化创新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新时期公民社会对行政文化之要求的基础上,阐明了西方治理理论与我国行政文化的关系,采用治理理论针对我国当前行政文化中存在的一元化管理、官本位及官僚制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行政文化创新的分权、服务、高效原则,并最终给出了治理型行政文化的创新目标模式。本文期望以新兴的先进理论解决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希望对我国行政文化创新并最终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过渡与转型：管理哲学视野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变迁——以我国街道办事处为考察对象

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派出机构是建国初期我国特殊时期的产物。近年来街道办事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管理哲学角度看主要是组织与环境、个人与组织的问题。因此，转型阶段我国街道办事处需要重新定位其过渡角色，坚持人本管理和渐进式改革，实现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将街道办事处由行政派出机构，逐渐转变成培育公民自治能力的过渡机构，协调社区居民与政府间关系的行政办事机构。     

解读回应性行政与和谐执政理念的内在契合

和谐治国理念反映在政府与公民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这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回应性。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回应性行政与党提出的和谐执政理念在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层面上具有某种内在契合。可以说,回应性行政是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是弥合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断裂带。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研究

公民社会,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对应民众的要求和政府发展的需要,服务型政府应运而生。服务型政府的建构,相应地为行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突出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内核,同时,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从根本上为行政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了解决路径。     

中国城市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公民参与取得了很大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公民参与有不同的层次,政府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过从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机关和地方城市政府的层次,以2006-2008年《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中报道的公民参与典型案例为对象,分析总结了城市政府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发展特点,指出公民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缺少法律依据、参与的某些形式存在明显缺陷、参与的过程和结果公开程度不够等,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和完善公民参与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推动政府的公开透明行政、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公民参与政府管理。     

突破瓶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走向分析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重申了坚定不移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构思。在十六大政治报告的指导下解决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走向胜利的保证。 一、理论选择 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由于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执行国家意志,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公民意志)的执行机关,担负着在实践中直接面对公民行使行政管理的任务,因而政府和公民关系最容易发生扭曲甚至颠倒。传统行政管理     

论地方政府在舆情应对中的网络问责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舆情危机不断爆发，网络问责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网络问责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性，促进公民意识的成长，也有助“以人为本”行政文化的形成，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渠道。网络问责对政府公开自己的行为和信息，主动接受网民的监督和审查，实现“阳光行政”有着重要作用。     

提高政府组织行政效率的途径—组织再造

政府组织应该服务于顾客公民,应该确立“公民第一、客户至上”的原则,为此目的,要明确政府组织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依据企业组织再造理论,再造是政府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途径之一。根据政府组织再造理论的要求,我国政府组织再造应遵循有关步骤,并需要注意有关重点问题。     

试论电子政府与行政流程重塑

电子政府是现代政府发展创新的动力之一,现代政府以向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宗旨。政府行政流程是政府管理活动的运作过程,国家公务员要登上电子政府工作平台,成为集成型行政人才。     

从公共危机看服务型政府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人们希冀政府的帮助,当政府积极作为时此呼声却更强烈.因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确是公民在困难情境中的"双刃剑".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职能的界限是不能以服务的积极行为为借口干涉公民私权的,服务方式不是强制地要公民被动地接受,政府服务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民本思想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

企业型政府作为当下行政改革的一种模式,因其致力于顾客服务、降低成本、推进创新的价值追求,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青睐。然而在理论界这一改革实践和主张却受到诸多诘难: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企业管理理论移植于行政管理;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可靠性;管理主义技术属性的追求易于导致相应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市场化取向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崇拜导致行政价值的偏离;将公民称作顾客,降低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改革的举措和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等等。以上观点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偏见,应当认真加以辨析。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及途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由行政立法的特性所决定,是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立法听证的途径强化公众的参与,具体实施中应强调听证的公开性、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法律效力的清晰性。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定价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数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财产的属性,在实践中也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是一种财产性权利。政府数据开放具有渐进性、开放性、价值性、时效性、周期性、非买断性和再利用性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其作相应的类型化区分。政府对于开放的数据进行收费定价有其合理基础,在数据开放定价模式上则有免费模式、按成本费用定价模式以及按“成本+利润”定价模式。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价收费问题,应置于行政收费的法制框架下讨论,基于公平、效率和量能支付等行政收费的基本原则,确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向市场主体的商业化利用有限收费的制度。作为减损公民财产利益的负担行为,政府数据开放收费定价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在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定价模式基础上,由立法来创设数据的收费定价,完善收费程序,加强对收费定价行为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建设,从而推动政府数据有序、规范开放。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的法理分析

通过立法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来确保来自常规行政的预防以及来自紧急行政的应急处理的理性化;通过对来自官僚主义的不良表现、政府预警管理的内在张力和政府预警机制法理框架等方面的法理分析,采取对公民权益减损程度最小化的方式,来最有效地防治突发公共事件,使之不再因政府的防范不力而那么频繁地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至于因紧急行政的应急处理不力而变得那么可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自立法的贡献变得不言自明。     

建立内生服务型政府的系统工程

服务型政府要求从制度创新的高度进行政府管理流程再造的改革。中国在管理流程再造上需要进行这样几个方面的改革 :权利还原与多元权利的社会结构再造 ;权力制衡与权力的自动监督机制再造 ;权力下移与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再造 ,规范、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程序再造 ,政府文化创新与建立学习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