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右倾投降错误和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

抗战期间,王明右倾投降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不甚了解,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式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同时也来源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苏联利益至上"。     

霍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依据苏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组成人员,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改变了他自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地位,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同时,他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大革命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视野中的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视野中,由于孙中山给予苏联人的极好印象,国民党始终被看成是革命党,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苏联及共产国际认为可以通过不断＂改造＂对其进行控制,使其向苏联所希望的方面转变。因此,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一直存在偏向。同时,由于过多地考虑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强调国民党的＂反帝＂作用,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光使自己的东方政策破产,还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     

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功过评析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本文试图从其贡献、错误及原因三个方面评析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功与过。     

一部实事求是的创新之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评介

姚金果　苏杭　杨云若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2 0 0 2年10月出版的学术专著《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大革命》 ,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 ,本课题的研究 ,力图达到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 ,对新档案反映出来的新问题 ,即以前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问题 ,尽量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填补以前研究的空白 ;第二 ,对以前有争议的问题 ,通过运用新的档案资料 ,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三 ,对以前由于资料缺乏所造成的史实上的谬误和错误的结论 ,根据新的档案资料给予修正”。依我之见 ,本书圆满地实现了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学术…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1920-1927)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复杂,主要受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也受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既与苏俄顾问有矛盾,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矛盾,但最终还是被迫服从苏俄顾问和共产国际,也就是服从莫斯科,并于1927年后成为莫斯科的替罪羊.     

略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积极贡献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必须肯定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大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的成就和失误,回归历史,实事求是,以历史唯物观的态度去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     

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溯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二者共同根源在于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最初对国民党性质错误判定是两次错误的根本原因。     

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关系初探

三民主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促成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 ,共产国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评价问题。然而事实上 ,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异常的少。共产国际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三民主义这样一个原本不应该忽略的问题。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差异而导致的相互之间的隔膜与轻蔑 ;二是由于三民主义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性 ;三是由于当时中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造成的。共产国际在三民主义问题上所采取的这样一种“鸵鸟”政策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国共合作的过早破裂。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中共“三大”究竟应该划归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和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是否提出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中共“三大”应划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没有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关于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研究述评

大革命时期是中共的幼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当前对于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主要特点、经验与教训、启示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还需要继续充实整个党建史,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该书封面勒口《内容简介》：“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     

北大时期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1918年1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相遇。立足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北大,陈李二人并肩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孜孜探索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路,共同成为中国最早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由此谱写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何香凝与广东大革命时期的妇女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何香凝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兼任广东省妇女部长,领导广东妇女运动,她与共产党妇女运动领袖通力合作,发挥知识妇女的先锋与桥梁作用,深入基层发动广大农工劳动妇女,促成了各界妇女的大联合,使妇女统一战线对国民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中共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孕育时期,作为大革命活动中心的广州更是历史地充当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发端地,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内容涉及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文化宣传和党建思想等。     

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与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党校是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创办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关系十分密切:联共(布)中央党校的创办,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米夫代表团的使华,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共产国际出台的相关举措,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具体帮助;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中央党校熔炉命题,是中共中央党校熔炉命题的主要来源。弄清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办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于全面把握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的创建史,正确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科学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综述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首要的基本问题 ,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理论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试对这一时期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综合评述。     

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农民问题的探索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注意和分析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要求、建立农民协会、改造和领导农民自卫武装、发动青年去农民中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等方面 ,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思想。此外 ,他还在实践中亲自领导北方的农民运动。在我们党早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探索中他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 ,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黄学增与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黄学增对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贡献是巨大.1920年底,黄学增经谭平山介绍认识来广东任职的陈独秀,受陈独秀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随后,接受陈独秀的指示返回家乡遂溪,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揭开了粤西地区农民运动的序幕.1923年秋,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正式开始投身农民运动.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间,其主要革命活动就是领导南路农民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共广东省委在《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上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成为与彭湃齐名的农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