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的再认识

我国新刑法第18条的规定是评定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法律依据,但该条文中继续沿用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和狭窄性,由此产生了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出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乃至需要进行立法用语上的修改。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一词,是刑事立法适应精神医学的发展,科学地吸取和应用其研究成果来解决自身理论与实践中有关问题的需要。该条文中确立的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三级划分则较旧刑法更为科学和合理,具体评定须坚持医学条件与心理学条件相统一的标准。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是指行为当时的犯罪能力,即责任应答的能力,而并非刑罚适应能力.根据刑法立法史,我国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应当作广义的理解,而在其判定中,应当明确法官判断的优越性,医学鉴定不能约束法官的判断.     

再议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我国法律未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精神病学界对此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吸毒者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该如何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上。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而不能由司法鉴定人员以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认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试析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概念

新刑法第十八条沿用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由于内涵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形成了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需要进行立法用语上的修改.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是刑法立法适应精神医学的发展,科学地吸取和应用其研究成果来解决自身理论与实践中有关问题的需要,不应当任意扩大"精神病"概念的内涵,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论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刑事责任能力是一个刑法意义上的概念,是法律拟制的抽象类型。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及其程度的判断,主要是一种抽象的法律判断,而不涉及主体之外的其他因素。可以说,刑事责任能力其实就是一种行为能力。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上)

中外刑法史中对于精神障者刑事责任的规范呈现出逐步认识与完善的过程.新中国1979年刑法典设立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的基本规范.1997年新刑法典的改进使之臻于科学.新刑法典中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完全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之规定的正确理解与司法适用.     

论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

单位刑法人格与单位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其实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单位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的有机统一。单位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表明单位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单位应当具有一定的经费和财产,即为单位刑罚适应能力的保证。筹建中单位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终结后的单位,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复存在。对于变更后的单位,如果其在变更前实施了单位犯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罚金刑的执行范围以变更后的单位所承受变更前单位财产为限。对于单位内设机构,如果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行为能力,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单位分支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的财产,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     

论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

刑事责任能力即辨别与选择是非善恶、合法与非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刑事责任能力在刑事归责中具有自身的地位 ,刑事责任能力是归责的前提而不是归责的要素。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力而不是法律资格     

刑事责任能力地位之界定

要分析刑事责任能力的地位，应当看其是在何种犯罪论体系下来探讨的。在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中刑事责任具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二者的关系也不相同。     

刑事责任能力规定辨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宜降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规定无存在必要;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应坚持“必减”原则;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要具体化;聋哑人和盲人犯罪的规定应当删除。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诉之后的社会工作介入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起诉制度,不仅符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而且有利于挽救、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终因受专业所限而不能有效地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矫治工作,从而使社会工作的介入成为迫切的需要。     

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刑事责任的理解和思考

由于刑法个别条文规定的不明确性等原因,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理解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对某些犯罪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把握.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将奸淫幼女、绑架、劫持航空器、决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纳入该款之中.     

刑事责任年龄确立标准新论——以社会年龄为切入点

作为以社会现象为分析和调整对象的规范，刑法的制度创设必须善于吸纳有益的社会学分析方式。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设定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打破以自然年龄为分析中心的惯常做法，引入社会年龄并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当下审视并且设定中国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合理路径。     

略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刑事立法完善——以现行刑法罚金刑适用为视角

刑事法律是保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配置,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一道形成对抗公司违法乃至犯罪的天网。公司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需要通过公司刑事责任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意味着公司犯罪刑罚的加重。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的建议是：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加重刑法对公司犯罪的刑罚;加重责任人员刑罚,加大罚金刑和自由刑并用。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在亚洲地区同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明显偏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情。我们主张，面对迅猛上升的少年犯罪问题，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设置有别于成人的较轻缓和灵活的法律处分，对犯罪少年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及时有效地矫正。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论中国"国际责任"及其对国际责任的承担

从2005年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以来,"中国责任论"就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迅速蔓延,甚至有些学者试图把中国的所有对外行为都描绘成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成为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的对华媒体报道的第三波浪潮.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并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中国究竟在履行国际责任方面作为怎样?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房地产市场“权力寻租”的刑事责任探讨

2010年的“两会”，高房价与房产泡沫成为热议的话题。高房价里不仅包含了土地的费用、建安工程费用、开发商利润，还有一块隐形的腐败成本——“权力寻租”的租金。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的环节中，职务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在国务院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时，研究房地产市场“权力寻租”的刑事责任．显得很有意义。     

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之影响——在理论体系的不适应中寻求概念的衔接

“不知法不免责”现于罗马法时期，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类对刑罚功能认识的变化．各国学者纷纷提出质疑，一时可谓“群星璀璨”。作为舶来品，其引入必会对社会主义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将违法性认识区分为实质违法性认识与形式违法性认识，认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质性，实质违法性认识应成为故意的内容；形式违法性认识应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独立于故意范畴的要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