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一轮修改引入“国家出资公司”可以促进公司法的功能扩展和回应国企改革发展需求，但也凸显出既有公司治理的规则局限与法理匮乏，修改草案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跳出本位与主义之争的窠臼，建构和完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此理念下，宜将董事会定位为国家出资公司的“决策机构”，以利于其扮演好多种角色。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法律制度保障，需要厘清公司法作为“公开运营法”之功能，以促进公司制企业从“暗箱”变为“明箱”；同时以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建构的重心；在立法技术上以机构间分权为手段，对董事会采取概括授权，对其他机构采取限定授权；并且，为避免多头问责的弊端，应构建统一的监督问责机制。     

问责理念的形成及其实现——审计责任追究问题之回应

对于审计责任追究,问责理念的提出是以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来强化权力滥用的法律风险;同时,在法律机制上引入行政权的集中和分权治理,并进一步完善我国问责制度,以此构建合理差异的法治社会.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两难困境与破解策略

近年来,为突破制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激活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活力,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政。然而,受行政性分权格局与内部行政关系传统的束缚,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仍然面临着政府"放不下"与高校"接不住"的两难困境。中央与地方各有关涉教部门以及高校,对于"放管服"改革的利益分歧与观念冲突,直接衍生出改革意愿不足、实质性突破缺乏与制度空间约束等问题,折射出"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的弊病与限度。当前,亟待统筹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改革进路,促进政府与高校分权从行政性分权向法律分权与功能分权转变,以实现政府依法有效监管能力与高校依法有效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并最终破解"放管服"改革的两难困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兼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地方政府的两难困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是一项以党内法规和生态环境政策为规范基础,并以《环保督察规定》、环保督察制度和问责依据为主体构成的制度。在实践中,它也拥有着基层性、广泛性和严厉性三大特点。这样的属性和特点使得生态环境问责制度一方面对督促地方党委和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上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压力,并继而影响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施。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如何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构建生态环保领域干部容错机制,并实现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法制化的改造,最后完成生态环境问责机制多元化的转变,以此赋予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新的功能和使命。     

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行政内部分权

行政自制是旨在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发展,强调政府自我控制的一种行政法理论。行政内部分权作为行政自制理念实践机制的理由在于它既符合行政自制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又有利于预防和遏制行使行政权的盲目与专断。深圳市试行的"行政三分制"是我国行政内部分权的一次有益尝试。行政内部分权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坚持适度分权原则,以保证行政部门之间能进行必要限度的合作;权力划分与部门设置要合理,以实现相互监督与制衡;资源分配要合理,以保证行政内部分权的充分实现。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背景,世界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西方社会管理的发展变迁及成功经验显示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分权与自治、管理方式的市场化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创新要素.我国社会管理应当坚持深入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社会转型中高校与学生的行政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影响了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性质及表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社会管理体制,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国家行政权作用下的行政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得到确立,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基础上的行政关系,其特征及外在表现应符合现代行政的要求。高校与学生的行政关系应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最终发展方向。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我国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研究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净化互联网内容,兼顾成年人的权利,弥补现行法律漏洞,需要建立互联网内容分级法律制度。国际上,德、美、韩三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立法的主要经验是间接监管、减轻企业负担、扩大社会参与、强化行业自治。我国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是指为避免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不适宜信息,由提供者对互联网内容分类、标签,学校、家庭等过滤,社会监督、评估,政府间接监管的法律规范总和,在立法时应坚持共同治理、最小限制、适当负担、奖惩并用四项原则;应明确分级范围、分级标准和过滤软件;确定七大类主体的权利义务。     

Accountable Multilevel Governance by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bstract: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policies are coordinated across levels, usually in negotiations or networks of executive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special interests. Actors committed in such arrangements can hardly be held accountable by parliaments or citizen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mocratic deficit of the EU. With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 the EU introduced a new mode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problems of accountability can be solved by this mode. It is argued that the OMC framework includes two types of coordination. Whereas the dominating 'deliberative' mode does not improve accountability, the 'competitive' mode seems to be more promising. It supports transparency, reduces the costs of control for parliaments and stimulates public discussion on policies. However, multilevel coordination by policy competition at the lower levels of government does not work effectively under all conditions, and this therefore has to be carefully investigated.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论道德与和谐社会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道德的社会功能,即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自律功能、舆论监督导向功能和执政合法性的维护功能所决定的.道德可以为和谐社会提供观念基础、精神支撑、强大动力和有利保障.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坚持洋为中用,融合发展的原则;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     

权力监督视阈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指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自实施以来就一直倍受学术界的关注。从历史层面上看,监察体制改革继承了我国古代监察思想的精髓;从现实层面上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改善我国反腐败力量分散现状的实践探索。因改革刚刚起步,所以存在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工作职能尚未细化、与其他部门配合不够等问题。未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立足实践,突出问题导向,不断完善法律制度,规范运行机制,形成强而有效的监督合力,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