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前后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是人民日报社,中央派去的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当日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为此联名向毛泽东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组。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始末

"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各行政区域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在"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1975年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大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978年宪法沿用了革命委员会这一名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李先念是这样认识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李先念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鲜为人知的“首都工作组”

正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它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办公室的日常活动之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当时,从上到下,也都习惯地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简称为"首都工作组"。     

“出入证”见证一段难忘的历史

最近,笔者在清理历年笔记本中,发现存有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签发的“出入证”(如图),它见证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所谓“夺权”阶段。首先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导演了“夺权”闹剧。很快,所谓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漫延到全国。在武汉, 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朱鸿霞等反革命分子,随即     

三十三团“三项措施”抓好棉花采收工作

<正>9月22日,二师三十三团拉开了今年拾花工作的帷幕。为确保10万亩棉花保质保量朵朵归仓,该团出台三项措施抓好棉花采收工作。强化组织"迎"三秋。为切实加强三秋工作组织领导,该团成立由政委、团长为总指挥的"三秋"工作指挥部,下设3个工作组,各分管团领导为相关工作组组长,根据具     

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

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魏宪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但也决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从初期工作组与造反派的对立现象来看，它完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托起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系列之四)

奠基者的震怒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 4月12日早晨,周恩来刚起床,秘书便送上一份国防工办的报告。这是一份反映我国当前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被“砸烂”,许多领导干部、技术专家被揪斗,军事工业生产部门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取消,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成都、酉安。南昌、沈阳等地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生产部门普遍存在严重     

1966年-1976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其实质是要向各级党的领导"夺权".在这场运动中,"革命"对政党建设的破坏性被发展到极致;它不仅直接颠覆了高校党的领导体制,而且还严重破坏了高校党的组织原则.党性不纯,必然"派性"横生.这是中共高校党的建设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     

略论“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经济主义”问题

正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后,经济秩序也开始陷入混乱。但当时的报刊却把造成这些混乱的原因说成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一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时,全国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已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司法、检察、法院等机关,已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呈现停产或半停产局面;各地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局势已难以控制.     

怎样看待“文革”中陈永贵的两件事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人们有不同看法,就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关于参与“夺权”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永贵参与了山西“1.12夺权”和昔阳的“2.11夺权”活动,并且多次在昔阳县组织批斗过省、地、县许多老干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的事实。而且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总体上讲,他是紧跟形势,紧跟“文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前前后后

“极其壮丽”的一幕：全国山河一片红 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大规模地发动起来。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种导向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升级的上海“一月夺权”事件。     

工作组应做到“十要十不准”

严格规范下部队工作组,是贯彻胡主席关于作风建设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现实要求,是加强和改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举措。96101部队纪委结合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措施,出台"十要十不准",为领导机关派工作组下部队立起道道"高压线"。     

“安亭事件”捞足政治资本的张春桥

正一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起步较早。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正在进行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跃跃欲试,开始贴出反工厂党委、反工作组的大字报。紧接着就是万炮齐轰陈丕显、曹荻秋。陈丕显,时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时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治疗、休养之中,市委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1966年的10月下旬,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十二岁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成为上海滩"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周恩来与1967年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     

“文革”中整党建党运动述析

文革中整党建党运动述析柳建辉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所谓的“斗、批、改”阶段，整党建党运动正是这个阶段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当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经过大串连、大夺权、大联合之后，已经完成了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