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中国模式”——国家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对其结构背景还是基本框架、概念界定或是特征归纳、可复制的普遍性还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等,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笔者打算对现有"中国模式"中一些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加以运用,力图通过"国家角色"这一视角,并在主要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辅以一定的规范性研究,从而对"中国模式"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认识,尽量清晰、完整地还原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迈向“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对乡村司法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乡村司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问题——策略”、“国家——社会”和“理论——实践”三种模式.由于“问题——策略”模式与“理论——实践”模式有着很大的亲和性,即均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关怀,因此整个乡村司法的研究实际表现为“国家——社会”与“理论——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为了克服当前乡村司法研究中游走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极端的现状,有必要迈向一种“实践——理论”的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变迁及其启示

国家角色自我定位是一国对外政策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国家角色主要是一个国家自我选择的结果,应依据党的文献并结合外交实践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变迁。在革命年代,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到“第三世界的一员”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解放者”向“参与者、改革者”的转变;新时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反帝”到“反霸”、从“革命”到“改革”,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与时俱进,但改变的只是手段,不变的是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目的。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一直在起伏中前行,在曲折中发展.从1978年至2012年,中国社会组织经历了“复苏发展期”、“曲折发展期”和“稳定发展期”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从2012年末和2013年初,伴随新一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可能是中国社会组织第四发展阶段即“增速发展期”的新起点.可以预期,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县级政府的角色定位

县级政府是中国有特殊职能的一级行政层级,在国家治理和政府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县级政府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其角色的错位、缺位或越位现象影响着自身应有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县级政府的角色转换势在必行,建设有限、有效、“双廉”的政府是其政府发展的理想模式。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中国模式”研究热点解析

围绕“中国模式”的研究,国内学者先后聚焦过以下问题:我们该不该提“中国模式”?如何定义“中国模式”?如何概括“中国模式”的特点?如何看“中国模式”的未来?2004～2011年间CNKI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有关“中国模式”的文章,大致展现了近年来中国模式研究的主要论题、争论结果和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模式也取得了成绩,集中反映这一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焦点热点问题.     

“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农村革新——政府、合作社与农户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瑞安市“三位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的案例分析,系统阐释了这一治理模式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在推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文章首先从地方层面探索到国家层面推广的政策实践入手,梳理了“三位一体”治理模式的政策演变及扩散过程,然后详细剖析了瑞安治理模式的推进方略：通过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等合作体系,形成了政府、合作社、农户利益共享,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瑞安模式的成功在于改革了合作组织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标准化生产和一站式服务,增强了农民的市场适应能力。在“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下,政府、合作社、农民的角色均发生了正向积极转变,对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因地制宜推广等对策建议。     

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创新——试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贡献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特别在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创新中体现了“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高度统一。邓小平在15年前的“南方谈话”中,运用“优选法”确定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运用“排除法”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运用“比较法”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运用“对照法”强调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运用“警示法”把握初级阶段的政策导向,运用“激励法”抓住初级阶段的发展机遇,运用“辩证法”解决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运用“实证法”建立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运用“渐进法”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在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方法论创新。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治现状及其成因

随着“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法治”无疑成了当下中国最流行的话语之一。学术界对此更是做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 ,但是 ,这种回应言及颇多的仅是法治建构的各种见解和方案[1] 。相比之下 ,对当代中国法治现状及其成因的探讨和研究则不够充分 ,也不够深入 ,所以 ,本文的旨趣不是求“解” ,而是通过个案透视 ,运用“语境论”的研究方法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法治现状 ,并依据唯物史观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深层解析。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与“中国模式”的产生

“中国模式”不是雷默提出的,而是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由大陆模式、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组合而成的“一国三制”.“中国模式”主要是依据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设计的,在1992年初具形态,发展至今,2004年后举世瞩目,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显现了相对优势;“中国模式”仍须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     

重新认识地方政府:从权力、利益和权利的视角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地方政府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地方政府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学界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已形成明显气候和专门领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地位和能力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因此,对地方政府认识的角度也出现由“权力”到“利益”再到“权利”等相应的变化。     

内容提要

张维为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的模式”一文指出，无论是通过数字还是观感，都可以感到中国崛起的势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中小国家，欧洲平均一个国家的人口是1400万，     

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之探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定位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现阶段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虽然难以达成西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模式”,但可以逐步实践一种较为宽泛的中等水平的“小康型”社会福利政策,这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适当增加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机构改革,但其具体实施还是应当依托社区作为核心基础。     

索洛维约夫与丹尼列夫斯基的争论与启示——兼谈俄罗斯文明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9世纪末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中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标志着俄罗斯文明形态史学的诞生,而索洛维约夫与丹尼列夫斯基对文明发展模式及俄罗斯文化特殊性的争论,与今天俄罗斯文明形态学中时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争论的目标相同,都是要解决国家发展取向的问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俄罗斯所走过的道路和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的.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吗?——基于行政生态视角的行政国家形态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东亚行政模式”实际上是对行政国家一般特征的错置。尽管中、日、韩三国在治理传统上有诸多共性，但这三个经历过现代国家建构洗礼的国家在行政国家的形态上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基于行政生态视角，从制度环境、主体结构和行动过程等三个维度开展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行政国家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并不存在一种“东亚行政模式”。通过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在学术上澄清行政国家不同形态的基础上，更要深刻领会其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差异，在实践上真正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所在。     

在新起点上加快发展

“两会”落幕,激荡人心的“发展”更加高亢。因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为用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嘹亮的音符。 我们的时代又有一个新起点。从发展阶段看,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从发展道路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成为新阶段我国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     

实现从“农业大省”到“经济大省”的超越——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谈“开放兴湘”

无论从农业人口、耕地面积还是从农村经济发展上来看,湖南无疑是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历史上就有“湖广熟,天下足”赞誉的湖南,建国45年来更是以其“鱼米之乡”的优势,扮演着农业大省的角色,给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人越来越感到,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湖南与沿     

基于应急任务驱动的灾害应对组织网络适应性机制——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应对为例

任务型组织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设置,为任务型治理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图景。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思想,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应急任务驱动的灾害应对组织网络适应性演化分析框架,提出了“事件触发-任务协调-组织重构”的任务驱动型应急组织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了中国制度场景下应急任务驱动的灾害应对组织网络结构、关系强度、紧密程度和参与主体角色地位的适应性演化过程,为提高政府灾害适应性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协调能力提供了思路。本文具体以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应对为例,就应急任务驱动的组织协作网络结构关系、紧密程度、参与主体角色地位的适应性演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厘清了中国制度场景下灾害应对组织协调能力的内在适应性机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我国灾害适应性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对于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