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译视角看忠实的幅度：以林语堂为例

“忠实”问题是翻译界一直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过去的研究都是基于作者与译者是两个人。如果作者与译者是同一人,即作者翻译自己的作品,是否就是最忠实的翻译？本文以林语堂自译为例,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视角,结合林语堂的翻译观,来探讨作者自译中的忠实问题。     

论刑事证据申请之裁判——以裁判标准之合目的性为视角

证据申请的概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体系中阙如,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相对应的诉讼制度缺失。当证据申请达到合法性标准时,法官原则上应当准予证据申请。法官仅能于所有被提出之证据被调查后,始能为证据评价,不能将其他证据的调查结果作为判断该证据之价值的依据而预判驳回证据申请,这即是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要求。证据申请之裁判必须依循法官案情澄清义务与控辩平等对抗之双重维护的目的指向。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两步裁判法则为证据申请之裁判找到了相对客观的裁判标准,以防止法官预断,造成对诉讼权利的不适当剥夺、对案件真实义务的违背以及庭审的形式化。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实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原有法律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规定,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力及证明责任的要求更为严格,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检察官职业意识、完善运行机制、规范侦查人员出庭制度.建立相关考核制度等方面入手,增强证据意识和责任感,始终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是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当成为犯罪学的发展方向.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标准之异化——以培育法律公信力为视角

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设置,以及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惩处,都是为了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并以此昭示法律的正义,培育法律的公信力。但在上述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立法、司法、媒体传播等原因,使死刑标准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表层后果是死刑适用的不均衡,其深层后果是降低司法权威、动摇法律公信力,应当予以矫正。     

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

对于全球性的大国而言,外交不单只是外交,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内政,反之亦然.外交能力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整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本文按照国家-市场-社会的逻辑,从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规范以及国内与国际统筹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     

评析《红楼梦》杨译本关于“笑道”的翻译

《红楼梦》中许多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是由"说""问""道"等引出,其中很多对话是由"笑道"引出的。本文介绍了杨译本对于部分"笑道"在原文中所处的语境场景和译文准确到位的文字处理手法。     

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价值评析——以国际私法为视角

我国外商投资政策主要体现为2001年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7年的《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2010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通过一宗典型涉澳案例导引出我国对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反思,继而对三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加以比较,并以稀土产业和机械工业为例分析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意义.最后,从国际私法角度审视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的价值.     

沉默权制度未能建立的原因评析——以中国语境为视角

沉默权制度,经历了十余载的争论后渐渐地趋于了平静。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沉默权制度建立与否尚未尘埃落定。首先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理念、刑事政策以及现实国情简要分析了未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原因。进而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考察研究该制度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最后简要探讨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建立一套功效等同于沉默权制度的措施。     

财产型夫妻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基于民法典编纂视角

夫妻忠实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由于现有法律规定的缺失,对夫妻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尤其财产型夫妻忠实协议更为复杂。《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婚姻家庭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部分,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的"的兜底条款,但其规定仍然不具有操作性,仍可能有大量财产型夫妻忠实协议争议。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夫妻忠实协议的效力进行规范,有区别有条件地确认其法律效力。     

浅谈我国刑事公诉证明标准——以审判证明标准比较为视角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比使用"起诉标准"、"起诉的证明标准"、"公诉的证据标准"等概念更为科学;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都对公诉证明标准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我国,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基本一致,因此产生了观点不同的学说;应当通过评介和借鉴,力求寻找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诉证明标准.     

行政罚款制度之优化设计——以比较法为视角

行政罚款是行政管理、执法中的重要举措。但在我国具体实施中却有诸多问题,导致了行政罚款的价值与功能的缺失,归根究底是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位。在探究完善我国行政罚款制度的措施时,要通过借鉴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例经验,特别是行政罚款制度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的国家地区经验,以优化我国的行政罚款的制度设计。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犯罪客体为判断的视角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针对犯罪既遂认定标准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构成要件齐备说,三种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在保留其优点,填补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犯罪客体受实际侵害或者有现实危险说,从本质上揭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差别并为犯罪既遂的认定统一了标准,该说具有明显的理论优越性,能更好地保障刑罚功能和刑法目的的实现。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评析——以“文本”分析为视角

当下,法学界针对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所作的评析甚多。学者们出于各自问题研究的需要对该研究之特色与局限性的评述往往以一种＂事后的眼光＂予以关照,而少有能以具体的同类研究实践与之进行学术对话与商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理论上的空洞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若以当代解释学的有关理论来审视这一现象,我们会发现,部分评析至少存在着切割文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误读＂文本之嫌,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因此,通过将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与美、日等国学者所做的同类研究进行简要比较,厘清异同,或可获得相对＂中肯＂的理解。     

从翻译美学视角分析《边城》的两个英译本

基于翻译美学理论,从音韵、词汇、形式和形象的角度出发,对《边城》的两个英译本的美学价值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该领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有所启示。     

李普曼Public Opinion一书译本的七个翻译问题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Public Opinion(1922)一书是研究舆论/民意问题的传世名作,80多年来在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科中影响深远,我国直到 1989 和 2002年才出现两个中译本,由于该书的跨学科性质而且年代久远,中译本对作品主题的领会不尽准确,一些关键概念,譬如刻板印象、媒介工作常规、政党核心层等的翻译上存在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这七个概念的讨论,梳理李普曼在该书中所表达的民意/舆论思想和新闻传播思想。     

伪证罪之“伪”之探讨——以程序法为视角

伪证罪定罪之关键在于对伪的认定。在伪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之争。折中说对主观说与客观说的批评不中肯,客观说又存在无视程序法思维与证据意识的致命缺陷。主观说不仅契合了程序法思维,同时也与司法实践相协调,是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应当坚持的观点。     

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自治性评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有清一代,商人们在长期的商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商事习惯,同时也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清代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由律文引申出的自愿原则被官府作为审查与监督行会与行规的标准。这些都使得清代的行会规约体现出了很高的自治性。国家权力不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政府充分尊重商人们的自治精神,这在当下仍有一定的价值。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红楼梦》两译本对比研究

文中根据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阐释学翻译理论,通过列举王熙凤的个性语言翻译实例,比较杨译本和霍译本两者译者主体性之体现。     

从翻译目的论角度评价《谈美》的两种译本

本文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对弗郎西斯·培根的论文《谈美》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这两个译本从翻译的目的、连贯法则、忠实法则等方面入手具体说明了翻译目的论的运用。